引领一代风潮的梁启超，在读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后，专门在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他讲演时选了《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个题目，连讲两天，最终成为一长篇论文。演讲内容主要是批评胡适的观点和考证史实之不足。演讲到第二天时，胡适被同事张竞生教授拉去，他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在日记里发牢骚，认为梁启超赶上门批评，“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胡适自己后来曾总结此书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这两条，对于当时思想研究界，有极大的震撼作用。用一位学者的话：“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都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哲学是时代的思想精华，哲学史则重在反映民族的灵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从内容及深广度上早为超越，但是，它当时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固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数十年后，哲学史家任继愈也对此书的功绩，做了充分的综括：“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读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见《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

　　不用再多征引，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得清楚。可惜了，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仅出版上卷，成了思想史上一大憾事。以致1962年胡适逝世，有人在挽联中，还提及于此：

　　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

　　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士有隆评。

中途而止的“文学史”

　　有此半部，也许不足道，1928年6月，胡适又以《白话文学史》名，出了半部著作。这半部书的出版，也有很长一段历史。1921年时，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大约与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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