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梁实秋、徐志摩等一干胡适的朋友，办起了“新月书店”。胡适入了一百元，也成了股东。见到有人翻印胡适著作，同仁们不满意了，便大力催促，让胡适将著作修改出来，交他们出版。甚至早早就在报刊上，打出广告：

　　“国语文学史胡适著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

　　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了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这广告中说到钱玄同，其实并无其事。钱玄同不过为其题签而已。看来经商都有点借大名唬人的意思。此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便托跟前的朋友借书，又据自己游历巴黎、伦敦时搜集的资料，更借重各界近几年研究的成果，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胡适在该书自序中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来对这部旧讲义进行大规模修订。

　　这次修订，原稿几乎全推翻了。原讲义十五讲，除第一第二两讲稍有删改，三、四讲得以留一部分外，后面几讲，完全重写。当时从汉代初期到唐代白居易，只不过写了两万五千字，新改定本达到二十一万五千字，增加九倍还多。胡适本打算将书写到唐末五代，作为上卷，不料愈写愈长，收不了尾，只得在白居易处打住。这么一来，连唐代也被扯成两段。胡适后来说：“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工，自然难料。

　　这部后来以《白话文学史》为名的著作，也就这样以上册面貌问世。之所以称“白话”，胡适说了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对于这部书，胡适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认为：“这部书有许多见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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