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你先说!”这次的讨论杜维明的秘书录了一盘又一盘,后来他干脆和录音机一起坐在柜子上。
杜维明家的狗看这么多人也没人理它,来回在学人跟前穿来穿去,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这里有一屋子的学界骄子和一个凡夫俗子,那么这条狗就可以检测出来——注意力竟然被狗牵动的那个人,准保是凡夫俗子。It’sme,是我。
这场壁炉前的讨论,可以讨论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经是明天了——已经从晚七点到午夜了,快到明天凌晨了。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壁炉里的火,杜维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刻——一个夜晚对于一个世纪来讲,自然短暂,在杜维明家一个壁炉前发出的声音,有如世纪般地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哈佛东亚系主任,捡起别人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吃
1999年2月14日,电视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鲜明的字:It’sover。过去了。克林顿的“外传”,从任何方面都写到了极致,话剧在演出,电视在搞笑,集美国文化之大成。不过未必有人来细析这个折腾全世界这么久的故事,因为,It’sover。人们提着精神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只是现在进行时,只是过程。一旦over,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就觉得,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
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初一,这天是阴历二十七,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过年。那得多少人呵?100多人,有人说。不到100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80多人。他楼上楼下地数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一些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探讨。
总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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