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以韩非为代表。韩非尝与李斯一起做过荀子的学生。他在韩国却一直受到冷落。于是潜心著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法术势三派的学说，创立了作为集大成的法家学说。后来秦王读到他的《说难》等文章，十分赏识他的学说，于是出兵攻打韩国，迫使韩国交出了韩非，但是由于法家人物都是一些十分自私无情的人物，韩非一到韩国，即受到与他同样信奉法家学说的同学李斯的嫉妒与谗害，不久被秦始皇下狱，被迫自杀于狱中，算是印证了他力倡的法家关于人性自私无情的说法。

韩非不同意儒家的性善论与教化论。在他看来，人都是一些十分自私的动物，毫无道德良知，也不存在教育感化的可能性。对这种赤裸裸的自私之物，君主有没有办法统治呢？韩非的结论是肯定的，这就是用法术与权势来加以驾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个不成器的子弟，父母训斥，他不改；乡里耆老劝导，他也不听，师长教育，他更是置若罔闻，但是一旦官吏依照有关法令率兵前来抓捕时，那个浪子终于害怕了，弃恶从善。可见，法制与力量才是唯一有用的教育。

站在我们今天来看，韩非的思想对于管理学有着重要启发作用。孔子与儒家的德治观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它的人性论主要是性善论。这样的出发点就无形中将道德荣辱观的作用无限夸大，看不到经济基础对于人的思想意识与道德建设的作用。第二，在政治上，它将道德作用代替了法制与制度建设，有意识形态治国的特点，这样的话，制度的监督无形之中就被忽视了。这些与我们今天讲的现代民主与法制是立国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王道与霸道互用的，没有哪一个单纯用儒家的德治管理国家的。

对于中国儒家道德观的弊端，现代文学家林语堂《中国人》这本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提示。他比较了中西政法观念的不同，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冰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他们会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里，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我们给了他们无限的权力，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把他们看做是仁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林语堂的批评使我们有必要反观一下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韩非的有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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