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值得现代管理者借鉴的是儒家强调的“诚”和“信”。这两者都被儒家认为是君子所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管理者不计功利、自由自觉的道德素养。做到“诚”，就要时刻扪心自省，自己的行为是否自欺欺人，“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这种诚意不矫饰造作，在公众面前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会有区别，这就是“慎独”。《中庸》对“诚”十分强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有诚才能明心见性，得到大智慧。“信”可以说是“诚”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在表现，孔子格外推崇，认为“民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商鞅在南门立木，搬动者就给重赏，从而赢得秦人对变法的信任，成就了秦国日后的霸业。管理者一定要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否则根本不可能顺畅地推进工作。放在今天，就是要重视政府公信力，只有充满权威的政府，对人民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政府，才可以说政府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对于企业来说，更是要坚持“用户至上，信誉第一”的原则，现在真正获得成功的企业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2008年中国的婴幼儿奶粉事件就极大的动摇了国人对整个奶粉行业的信任，新闻报道中企业对于自己制造的问题奶粉竟然试图通过一些“危机公关”如买通网络新闻机构来掩盖，如此不诚信的行为，最终让中国奶业受到了接近一年的打击，也导致了三鹿公司寿终正寝。日本日产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品不良则心不正”，如果企业管理者心中没有严格的诚与信的意识，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欠缺，最终严重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
在管理者具备了基本的道德修养之后，传统儒家认为应该用礼乐文化来实施管理。儒家不强调用严苛的法律和刑罚来进行管理，认为严酷地对待人民，不但有违“仁”的根本精神，而且是治标不治本的，治本之道是用“礼”来约束人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从内心培养起耻感，做错事情不是因为触犯戒律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这样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并不多，但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加以培养这“四端”正是仁、义、礼、智这些品德的源泉，人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完善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近年来中央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八荣八耻”，就是针对中国人特有的耻感文化而提出的。周代延续了夏代、商代尚德循礼的思想，指定一系列的礼来维系道德，王国维曾说：“周之制度典礼皆实为道德而设”，如周代严守的嫡长子继承制，就体现了孝、悌的道德于其中，礼的具体实践方式是“正名”，名实相副才符合礼的规范，父子之所以名为父子，兄弟姐妹名为兄弟姐妹，就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如果子对父不孝，弟弟对兄长没有敬爱之情，那么就名不副实，也不符合礼制了。所以孔子见到诸侯竟然在欣赏按礼制帝王才能享用八佾之舞的时，会怒不可遏地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儒家的礼虽然更多替代了严刑峻法，但是主要作用还是区分上下等级的，而乐就是用来更活泼地调和这种森严的等级关系的。荀子曾说：“恭敬，礼也；调和，乐也。”《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乐结合，也体现了儒家中庸和谐的精神，礼用来区分等级，烘托管理者的权威；而乐用来沟通上下级，制造其乐融融的和谐气氛，所以儒家强调管理者自己欣赏音乐就起不到音乐的目的，要“与民同乐”才行。乐另外的功能就是可以陶冶情操，“乐以治性”，也可以让让最上层的管理者可以通过音乐聆听到下层民众的喜怒哀怨，成为巍峨宫殿与贫瘠乡间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管理中，完全可以另外的诠释礼乐文化，让现代管理文化结合礼乐，既严肃又活泼。现代企业要有严谨细致的规章制度，在工作中一丝不苟，按规矩办事，又要有活泼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企业专门谱写的歌曲等等。管理者在员工面前，也要有管理者的威严，员工面对管理者，也应该有相应的尊敬，但是管理者一味高高在上，必然脱离群众，时常放下架子，“与民同乐”，这样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关系才会既有敬、又有亲，和谐无间了。
老子的管理思想和儒家有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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