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韩非曾讽刺孔子,说他的道德说教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打动不了大多数人,信徒只有七十人呢?可见大多数人还是凭着利益判断来行事,法制才是最可靠的。韩非的主张虽然有些片面性,但基本上触及了儒家道德学说的要害,他倡导的法治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的精华在内,是可以与儒家的道德学说与道家的无为之治互补的。中国历史上管理得较好的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黄老之学、儒家之道与法家之治融合一体的。汉唐盛世也是如此。
其实,国学中蕴含的最基本民族精神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把握国学管理智慧的形而上之“道”就是触及了中国人深层的生命,管理就会顺水行舟那样顺利。虽然国学中的传统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治人、治家、治国,商业管理不是重点,但是从传统眼光看来,企业也有如一个独立自适的生命体,培育灌注灵魂,他才能够强健不朽。马克思韦伯就曾说过:“经济发展需要一种文化意志力的支撑。”中国现代经济的腾飞必须从国学中汲取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韩国、日本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管理早成为人所共知的秘密,韩国、日本企业家大多认为《论语》、《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有效的促进了他们经济的飞速发展。老字号同仁堂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经营理念,历经几百年而更加兴盛,现代著名企业家李嘉诚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张瑞敏的“上下同欲者胜”,也正是受到了传统国学管理智慧的影响。
二、国学的管理智慧引领现代文明
国学的管理智慧不仅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对于现代世界文明有着深刻的启示,早已超越了管理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种文明境界。现代西方管理学者比尔?波拉德就指出西方管理存在的缺陷就是仅仅把人作为生产单元,完全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去考量。个体的人被编制进庞大的经济机器的运转之中,已异化为机械的非人,精神的荒漠化正在蔓延,这种资本主义高度繁荣的表象之下潜伏的深层危机,早已被西方当代学者高度关注,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为现代西方科技“几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和政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养分可以在今天影响整个人类世界。”现代社会不加控制的飞速发展是危险的,传统质朴的中国智慧就像刹车和方向盘的作用一样,其敬天爱人的仁性精神,“直指人心”的心性滋养,刚健不屈的人格力量,都会让现代过于浮躁、功利的社会更加清凉平静,培养每个人圆融练达的人格特质和自我澄明的生命智慧,让现代管理高速有效的同时更人性、更和谐。
《周易》告诉我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显肯定了“道”比“器”更高。“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了解国学中的管理智慧,更重要的是把握形而上的“道”而非具体的“术”。 《孙子兵法》举最重要的五事为道、天、地、将、法。兵家虽然注重谋略,但也将道放在第一位。古代管理者的“道”概括起来就是管理者应努力达到的效法天地、内圣外王的目标,而那些具体的权术只有那些已经领略到道的卓越的管理者才能运用自如。而那些不顾基本道义,只知滥用权术来统驭人民者,就会成为历史上的暴君,中国古代最重权谋的纵横阴阳之术从来没有进入过正统国学的中心,传统国学的管理思想分布在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当中,纷繁复杂,博大精深,但管理智慧的源头可以说还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以后所有管理的思想,基本都是这三家思想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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