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变迁与阅读习惯

    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阅读的热情与是否具备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

宋代刻本《论语》

唐代写本《论语》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讨论过这一话题。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甲骨到简策，从简策到纸本，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本到电子本。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近一千年来，我们面临过几次重要的阅读转型。

　　十一世纪以前，抄书是一种职业，如班超就是抄书人。汉代置有专门的“写书之官”，后来历代都有抄书的活动。不少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寺庙藏书、书院藏书，都有专人进行抄书。即便在印刷术发明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知名抄本传世，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明代官府藏书中，有书近百万卷，刻本只占三分之一，抄本则占了三分之二（参见《明史·艺文志总序》），可见抄本并没有因印刷术的发明而消亡。不仅中国如此，在西方，不少图书馆、修道院、学校都有专职的抄书人，八世纪的法国就要求抄写员应注意勿令本身的浮薄习气散布在所抄的字里行间，也不得轻率抄写，以免在匆忙之中产生错误。当时，抄写书籍被认为胜于栽植葡萄，因为后者仅能满足口腹，而前者则是为灵魂效劳，十分神圣。直到十六世纪后，抄写员才在西方逐渐失业。作为一种职业，抄书人消失了。作为一项活动，抄书之事并非遥远，我本人就有过抄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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