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们的跨国公司是否有高远的眼光,适当招募研究型职员去国外做实地调查研究?拿破仑军队到埃及的时候,随军还不忘带去一批科学家。我们任职于国际组织的职员,是否应该更多地从人类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如果只关注本国经验或者与本国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么,由此产生的知识必定只能是地方性知识,难以转化成为全球性知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而是强调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国需要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通过知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化,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第二,中国目前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相互沟通、刺激不够,知识的近亲繁殖比较普遍,不利于贯通性知识体系的出现。
不同门类知识之间如果没有刺激,那么各门知识就容易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由于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许多研究者感觉90%的知识可能都与自己无关,或者无暇顾及本领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小的题目使研究者往往只见树木难见森林。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太开放,导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有门派、少学派现象。我们学政治科学的不注意历史学知识,学历史学的不太留心经济学知识,学社会学的不很关注法律,这导致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同样的问题进行对话时,往往出现很多障碍。有的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早有突破性进展了,但是本领域学者还在固守落后的研究项目。有的研究学科之间相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加以抵制,唯我独尊。
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时,很多时间与植物学家在一起,这为其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最近几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一批是与政治学、公共管理、心理学、计量史学相结合的成果。可见,知识之间的相互刺激对整体知识进步有重要意义。
知识的近亲繁殖一定程度上还与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传统上过细的系科设置有关,学生一进大学就被分门别类,很少有机会接受其他学科领域的最新知识。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大学教育在帮助学生打通各行之间的“理”方面,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第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或者学术视野需要拓宽,因为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国内领先,只有国际领先。
要做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研究者需要与外部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做比对和参考,不能自己以为做的是最前沿研究就算最前沿研究了。一项研究如果对同类前沿研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很难想象该研究一下子就可以处于学术前沿状态,如果社会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则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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