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许多学科领域的规范化、概念化、国际化在提高，已经积累了只要通过学科间刺激就足以产生突破的成果。

    我注意到，最近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同时出现对“关系”概念的界定和发展，就是一个积极动向；政治学领域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法学领域中国传统法律的社会学研究，经济学有关分权和集权的研究，社会学有关信任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等等，都说明学科的概念化水平在稳步提高。

    第二，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学者的全球意识逐渐上升，地方意识渐次下降。

    举个例子，国际冷战史学界杰出的中国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曾和我一起交流过一个学术现象。他发现，先前中国学者英文文章的副标题很多是以中国视角探讨某个问题，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创作的英文文章，则直接就题论题，不再简单地在别人的框架下帮别人做案例研究。他感兴趣的是这种学术范式转变的动力是什么。

    再比如，中国学者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在上升，从人与人类的高度思考中国与世界问题的作品越来越多。然而，关键是，我们在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与西方学者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相比，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样的不同的知识？爱德华·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批判了西方过去在西方中心论框架下，对非西方世界在想像、扭曲、误解下产生的知识。因此，“唯我独尊”前提下的人类共同体意识，难以产生普遍性知识。

    我们关于人类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应该是“唯我独尊”的世界观，而应该比前人、比外人境界更高。如今，各个民族和国家在本地经验和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地方知识，这些地方知识当然不会被普遍性知识所取代，它们是各民族历史记忆和人类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各种文化中成长的人不能相互了解，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在人类共同体意识下生产出全新的知识，促使不同社会下的人能够互相了解和表达，文明能够相互尊重和沟通，那才是中国文化和知识真正挺立的时候，也将是中国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中国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创造性转化的方向之一。

    第三，学者的跨学科流动逐渐明显，更多的高校开始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打破专业限制。

    注重通识教育，现今的大学里，学生和学者的学科间交流和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另外，很多高校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也反映了学科交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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