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立场是民族和国家的，但是学者的学术视野更需要的应该是全球性的。新近以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主的加州经济史学派，将江南经济与全球史结合在一起，对明清江南为中心之一的全球经济互动给出新颖的解释。这种研究突破如果没有全球经济和整体历史的大视野，是难以取得引人注目、受人尊敬的成就的。类似这样的进步性研究还包括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最近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东亚史理解途径。没有全球性视野，我们的研究即使再杰出，可能也只是人家研究议程的一部分，别人出框架出理论，我们出个案研究，为别人研究做补充和证明工作；没有全球视野，我们的研究议题就难以转化为引导别人跟从我们进行研究的议程，就难有学术上的塑造能力。可以说，我们在智力上并不输给任何国家，我们缺少的是全球比对、互动的视野。视野一开，研究道路往往豁然开朗。

    学术视野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研究境界，也就是研究者有没有对人和自然的大爱。研究境界是什么呢？一个亚洲学者，能够不带任何功利意识在非洲一个国家开展研究，并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考虑问题，他的研究境界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的研究完全跟着功利走，那么他的研究境界必定是受局限的。如果我们只爱与自己有关的人，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只研究与自己利益有关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学术境界就永远落后于别人。知识为我所用是对的，但是真正为世界接受的知识是为人类所用的。那些不带个人功利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超出中国以外的听众所承认和接受。

    第四，概念化能力还有待提高，以产生更多将这个世界加以框架化的知识。

    经验如果不能被概念化，我们就只有信息而没有知识，只有主见而没有原则。经验上升为概念，才可以用概念来组织世界、管理世界。

    麦当劳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不是汉堡包，不是快餐，它甚至没有厨师，而是标准化的快餐制造系统。李约瑟提到古代中国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精巧的水车，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将水车原理变成可传授的概念知识，最后对中国水车效率原理进行概念化的，反而是一个欧洲人。

    最近我看了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史上土匪方面的书，但是，能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视野研究土匪现象的不多，能够概括出土匪行为模式的就更少，无数材料的累积却始终不能产生概念化的突变。相比之下，美国学者曼瑟·奥尔森似乎就更高一筹，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也提到中国的土匪和军阀，尽管寥寥数句，却能够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概念化能力的缺乏，使现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归纳性知识为主，演绎性知识相对来说较少。知识的真正力量在于其充满美感的逻辑，而不是堆砌的信息。一个国家要学会组织世界秩序，恐怕需要更多地借助概念性知识。能够提供合理并能为别人接受的概念的国家，在世界事务的管理中就更具备号召力和吸引力。

    现在书店里翻译的书好卖，学生不大买中国学者写的书了，复旦大学国年路流动书贩那里，经常看到青年学生成捆地购买英文版《哈佛商业评论》。“数万卷书，不看今朝、不看国人的书”，似乎成了书市一大特点。仔细想想，是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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