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深入互动，既往受动背景下的取经知识，有可能在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中产生传经知识，这可能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发生转变的最重要推进因素。

    当然，它取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互动中如何从受动转为能动。

    能动思维需要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主性、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心，逐步推动能动性知识的生产。当前，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必然促使国家和私人机构将来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用于对先前可能与中国根本无关的国家和区域的研究，这将会带动对所在地区的宗教、语言、政治制度和文化、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思想意识、心理机制、文化模式、人类学的全方位研究，从而极大丰富我们的信息储备，促使我们以更多样性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如果从受动到能动的乾坤大扭转真的出现，我们既往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可能被迫发生范式转变。

    我们过去习惯以受动的思维思考中国与世界，所以，我们取经却很少传经，向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如果我们以能动的思维思考中国与世界，既往在“刺激－反应模式”下产生的实践和知识，都可能要做转化、更新，以适应影响世界的新知识体。

    人类知识演进史表明，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是与其对世界事务的全面参与密不可分的，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造就了这些国家知识的不断更新和突破。因此，中国现在对世界事务的深度参与，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是个历史性机遇。我个人觉得，新的知识本体更有可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而不是在回到传统国故中的中学本体，或者唯西学本体的解释框架下——挺立起来。

    另外，一个难得的机遇是，当前的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与世界一起，面临许多共同的世界性课题，如旧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对物质主义需要普遍反思，多样文明之间如何沟通，如何建立普遍的信任，怎样实行组织变革以胜任对时空越来越紧凑世界的管理等等；与此同时，各个学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压迫，也就是常规知识不够用或无力解释急剧变动的现实，似乎不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并升级到新的知识系统，就有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困惑。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这种压迫感就会越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正是知识变革的前奏。

    费孝通先生有言：“若我们还想骄傲自己的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贡献来。”愿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人类知识演进史表明，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是与其对世界事务的全面参与密不可分的，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造就了这些国家知识的不断更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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