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国学的研究都要受到政治观念影响，为政治服务，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此时成为奢望，他本人也被作为“遗老”，在文革中为了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无数国学经典、历史人物都被扣上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农主义”的帽子被加以批判，国学经典成为禁书不让阅读，伟大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孟子、老子，都被要求要彻底“批倒批臭”，全国各地的历史遗迹、文物等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很多国学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在文革期间都惨遭批判，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在这十年，对国学、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酷打压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国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和倒退。“文化革命”其实是革了传统文化的命、革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也把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如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等都被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在这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下，国学生存艰难，只有在进入了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建国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简单地把改革开放前的国学研究局面概括为“万马齐喑究可哀”。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国学的研究受到“厚今薄古”观念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传统文化是难以被完全扼杀的。解放之后，很多颇具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在进行着，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先生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水平之高，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超越。这些工作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我们现在应该客观地承认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内容带到新社会是并不适合的。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封闭性的形态，在看待传统文化时，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难以健康地生存。

我们必须承认，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的这种“厚今薄古”的态度，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国人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而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化功利化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妄自鄙薄，切断其与当代文化的联系。

“文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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