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学研究还有很多全新的任务和挑战。第一个任务就是还原。首先要把原生态的经典进行还原，从文本做起，全面整理经史子集，多年以来，人们对经典和文本都不够重视，而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基础工程，在这方面如今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一些基础工程，如清史的编修和古籍整理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关于具体怎样开展国学教育，现在社会上各种讨论仍是悬而未决，对于国学院的教育，具体怎样施行还有很多探索的路要走。第三，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眼光阐释很重要。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国学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我们既要尊重经典，又一定要把国学的时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先秦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文明做了重新解释，两汉产生了今古文经学，魏晋出现了玄学，唐代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更是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对传统儒学做出的新的阐述。现在的国学要存活下去，成为一种义理之学，一定要有历史上学术发展的眼光，重新解释传统并做出创新和发展。国学大师不应该仅仅是文献的大师，还应该是大思想家，擅长思想的阐释和创新。在思想的阐释这一点上，海外的有些学者和港台的新儒家就做的很好，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确实成为了一家之学，成为新儒学，而且确实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人物。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潮，包括两个层面的现象，其一为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最近几年，大陆的国学教育呈现平民化、世俗化趋势，国学频频出现在电视、网络之中，如“经典诵读”、“百家讲坛”等等，这个层面的“国学热”参与主体主要是民间的大众，表现为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其二是学者研究的国学热。对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潮，各方面褒贬不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百姓无法企及的。和欧洲文化相比，国学只在一定阶段有点类似于欧洲的贵族文化，主要是在六朝时期。除了六朝三百多年之外，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本身就讲究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的结合。比如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他既注重周代礼乐等高雅文明的传承，同时又注重通俗化的教育，所以《论语》也是一部非常平民化的、世俗化的道德箴言。中国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们通过对通俗演义、通俗戏剧的提倡，把国学的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相结合，做得非常好。上世纪很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章太炎、朱光潜，都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传承。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交融，既要注重向上的提升，也要讲究向下的普及。

我们现在的国学教育，必须把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有机结合起来。向下普及就是要真正把国学的精粹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老百姓。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把普及理解为媚俗，把普及变为一种商业活动。把普及等同于媚俗是一种鱼目混珠的行为，市场需要什么来什么，实际上是把文人变为书商，这是不对的，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普及是两码事，是需要严格分开的。真正的普及，是将理想化为世俗的可以触及的东西，是用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生活品质的，这个工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端正方向，切实搞清楚什么是普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要特别防止利用普及来消解传统文化，使国学市场化、庸俗化，比如用完全商业的行为来解读经典，利用明星作为经典的代言人，这是和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相悖的。古人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否则就是南辕北辙，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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