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国学研究，任何学术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正是由于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的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盛唐的学术气象；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更是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大学建立国学院，国学繁荣发展，也正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和时代。

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专业来说，也可以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书籍都可以得到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后对于国学的重新评价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只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而且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经常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贴标签”的问题，比如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比如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等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因为有种“怀旧情结”，因而他的学术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国学的复兴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谓“盛世兴国学”，文化的繁荣都是在经济发达昌盛的时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吃饱穿暖、行有余暇后，就更需要以国学来陶冶精神。而且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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