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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