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也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德国作家之一。1794年他从一位德国译者即穆尔那里得到一本《好逑传》的德译本，爱不释手，因嫌译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写一番，而且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了约，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遗憾。年轻时，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改编成话剧，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剧中有“中国公主”的缘故呢？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最具中国画韵致的《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他和博歇是师生辈，所以常常是瓦托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一些装饰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发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风等。还有就是某些速写小品。当时英国有一批水彩画家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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