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尽管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非常厉害。鲁迅在《选本》一文说得好：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齐梁时代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世，例如唐朝人批评齐梁文学的言论就多到不可胜数，杜甫的诗句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韩愈甚至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其实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齐梁文学界决非漆黑一团，这时也曾出现过若干比较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连续产生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和萧统《文选》，三部名著闪亮登上历史舞台，空前绝后，形成了一道光芒万丈的壮丽景观。

　　这三部书，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著作，前二者是理论批评专著，而萧统《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家，古代习惯于称为“总集”。但是古人并不一定这么看，《隋书·经籍志》就把这三书都列入“总集”类，而列为该类之首的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这种情形虽然似乎有点古怪，但我们只能设法加以理解，同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早已有所开始，但真正自觉总要到魏晋之后，起先这种批评往往见之于书信中或口头上，带有明显的私人性质，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的形式，这就是编撰文学作品的总集：选家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就选进来，而评论意见也就寓于其中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史家出而论文，总是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的兴衰教训等等联系起来考虑；而文学家论文，则往往把理论批评与从事创作或学习写作放在一起考虑，所以后者的理论批评往往与文章学有割不断的联系，《文心雕龙》一书曾经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写作学的著作，所见虽不无偏执，但仍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并不妨碍同时承认它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巨大贡献。想清楚这个道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便会有真切的体认了。古代文论总是从具体文学作品和体类的批评入手；脱离文学文本、脱离创作实际的纯理论，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总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根据也在于此。在齐梁时代以至于更晚一些的时候，选家就是评论家。将齐梁三书放在一起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

　　萧统的弟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写道：“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致，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头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可知当时编撰选集（总集）的主要任务是为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了解文学史的读本，这样的选本当然应该出自专长于“品藻异同”的批评家之手，而不是学者或学究之手。

　　《文心雕龙》虽然并非选本，但非常注意研究文本，书中包含了选本的某些要素。该书第六至第二十五篇，专门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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