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体进行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先前的选家如挚虞早已在《文章流别论》中做过，另一位选家李充在他的《翰林论》中也曾经做过。《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作品选，其中附有批评性理论性的说明；这两部选本后来失传了，仅存其理论批评部分的片断。挚虞和李充在文学批评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他们正是刘勰、钟嵘的先行者。

　　钟嵘在《诗品》一书中将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给予简要的评论，全书的序言则深入地探讨了若干理论问题。《诗品》原书中很可能是带有选篇的，这一部分后来失传，于是就只能看到他的评论了。这种情形很有点类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失去了原有的选文部分，只留下了评论。好在把今本《诗品》中提到的名篇名句加在一起，也就多少可以窥见钟嵘心目中一部历代诗歌选的大概。

　　外在形态同《文心雕龙》、《诗品》很不同的是萧统主持编选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尽管此书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并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但是它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其实非常厉害。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说得好：

　　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能够比理论批评专著更有读者，更有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选本之厉害，也是这个道理。即以齐梁三书来说，《文选》影响最大，在唐代已是显学；而《文心雕龙》一书在唐代虽然曾有若干高端学者予以注意，但在一般读者当中影响很小；《诗品》被重视和接受的程度就更差一些。

　　当时《文选》读者极其广泛，注家蜂起，李善与五臣尤为此中巨擘。“文选学”由此形成。包括杜甫、韩愈在内的大批作家都注意从《文选》吸收营养，李审言先生所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举出过大量例证。钱锺书先生指出：“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典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叁焉”（《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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