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选》一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所谓“文选学”可以追溯到萧该，而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奠基者是扬州资深学者曹宪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学术团队，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李善。李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高宗显庆三年（658）完成并上表奏进《文选注》六十卷，这部巨著不仅当时受到高度重视，实乃一举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石，历代流传，至今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对象。李善注《文选》除详细地注音以外，尤其重视释事，追寻文章中典故、词语的最早出处，引证了一千六百余种典籍，其中有不少是后来失传的。在校勘和释义方面，李善也做了很好的工作。曾经有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义”（《新唐书·李邕传》），事实上他并未忘义，无非是比较少一点，许多地方他大约认为读者能懂，就不作一般的释义了。李善的注本适合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读者。

　　后来又出现了一部由工部侍郎吕延祚策划，由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执笔的新注本，当时称为《集注文选》，后来一般称为“五臣注”。五臣注在李善注那种学术性甚强的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注意普及，追求“其言约，其利博”的效果，得到了唐玄宗的嘉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曾经超过李善注，“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李匡乂《资暇录》）。五代人丘光庭在《兼明书》中也提到五臣注《文选》“盛行于代”。同时代人毋昭裔刻五臣注《文选》于蜀，这大约是《文选》最早的刻本；而李善注要到北宋景德、天圣间才有刻本。此后更多的乃是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在一起的刻本，其中先五臣后李善的称为“六家本”，现在最便于使用的是影印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李善后五臣的称为“六臣本”，现在常用的有影印的宋建州刻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与此相比，单独的李善注和单独的五臣注则皆少见，这种情形无非表明了这两种注释本各有千秋，有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到清朝，人们普遍重视学问，学术水平明显高出许多的李善注受到极大的重视，五臣注和包括五臣注在内的六家、六臣本都不再时行。近两百年来流行最广的本子是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校刻的李善注《文选》，该书现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1977）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整理本（1986）。这个本子现在读者最多。

　　在李善、五臣之后，为《文选》作注释的事业仍然方兴未艾。开元十九年（731）及稍后，玄宗让王智明、李元成、陈居、陆善经等人组织班子重注《文选》，工作没有做完；后来陆善经独自为《文选》作了注，其书今已不传，但在钞本《文选集注》中可以看到若干遗文：由此颇可考见唐代研究《文选》的风气何等旺盛。

　　与早在唐朝就有这么多人为《文选》作注的盛况相映成趣的是，为《文心雕龙》和《诗品》作注都迟至清代。选本的力量之大，由此不难窥见。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绝对不能忽视文学选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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