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你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抄袭等问题，我相信都存在。我们对人文学的理解和关注太欠缺，学术氛围非常紧张，采用量化标准，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是一个博士生，如果没有地方发表论文，学位就无法得到，这样，各种不同的杂志势必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足够的空间的。

如果要使学术界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逐渐把不健康的现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更宽广的学术环境里。有时候，被批判的学者反而是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记得以前有个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这件事我认为多多少少是个悲剧，因为据我了解，王铭铭在他所在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学术的因素纠缠在内？我们怎么把不同的问题分开？当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不同关注点之间健康的交流和互动，现在不存在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发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那时候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在纽约、康桥、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况。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这种情况要改变，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关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围里，这个任务还很艰巨。我还是希望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国内不少专家认为，建立独立的学风调查机制刻不容缓，也有媒体刊发评论，“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高校存在的学风监管体制的薄弱问题？

杜维明：至于如何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假如公共性没有建立，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很小。

人文学科与理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标，有客观评价机制，容易掌握规律。人文学科在写作、出版及社会认可度上都有难度。要达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难，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对独立的评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授罗斯，十年没有出书，他还被升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同事认为，即使一篇演讲或是一篇评论，罗斯都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准。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种通过讨论、辩论达成的共识，甚至是重叠的共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国内的评价机制需要扩大，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一个机制不应该完全是一个学校或一个集团。在国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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