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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文献的再认识——马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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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17 11:09: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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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的第85卷，取名“古逸部”，集中收录了敦煌所出各种佛经；同时在该书的其它各卷中，也根据内容插入相应的敦煌所出佛经。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二，华经部分
即所谓“疑伪经”，本身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而由中国佛教信士们编纂的“佛经”。敦煌文献中的“疑伪经”分两类，一类是大部头的经典，如《报恩经》等由中国僧人从其它佛教经典中辑录重新编纂的，另一类如《新菩萨经》、《劝善经》、《延寿经》、《续命经》、《祝毒经》等小篇幅的由中国佛教信士撰写的。这些“疑伪经”实际上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特别注重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中的适用性。
在中国佛教史上，“真”和“伪”以及“疑”，是发生在历代高僧之间的正统与非正统之争，这样的争论一般都没有比较明确的结果；但人们在观念上自然是取“真”舍“伪”存“疑”；约定俗成，“疑伪经”就成为部分佛教历史文献的特定概念。在当时，因为真与伪的争论者基本都是先入为主，持固定的立场和观点，这就难免一孔之见；一千多年以后，如果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客观的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疑伪经”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乘佛教讲的是入世，而这些由中国僧人们编写的佛经，就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一部分还反映出了民众心声，对统治阶级构成一定的威胁，有一部分还因此受到禁绝和毁灭。敦煌文献中的这类经文写本，大多是在别处都没有保存下来的孤本，它向我们展现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些本来面目。因此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对这部分佛教文献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果颇丰；但纵观这些成果，大部分还是把它们作为“疑伪经”来论述；就是说，这些研究大多还是没有摆脱“正统佛教”的一孔之见。我们的研究都们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方法和手段，去科学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古代的历史文化，就不应该再受之以制，画地为牢。笔者以为，今天再以“疑伪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佛教文献，虽然也可以从某些方面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但总给人感觉不是很公正，也不客观。所以笔者提出“华经”这一概念，希望教界和学界的师友们批评指正。
三，疏释部分
这类佛教文献包括了各类佛经疏释、义记等，如传世的《华严经疏》、《法华玄赞》、《维摩义记》、《大乘起信论》、《楞伽师资记》等等。其中《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十二颂》、《八声传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大乘四法经》、《大乘稻秆经》、《六门陀罗尼经》、《因缘心论颂》、《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等为敦煌独有。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大智度论》的写本残卷，从字体上看就为北朝时期写本，与鸠摩罗什译此经时代相隔不久；有趣的是，这个写本的一些专用名词，都与罗什译本不同，如“世尊”作“大德”、“德女”作“有德女”、“凡夫”作“小人”，还有部分地方文意为概括之语。此件不仅仅是反映了《大智度论》的早期形态，更为重要者，我们怀疑在罗什之前，可能已经有了《大智度论》的译本在流传。因为这显然不是抄写者所改动（抄经人无权对经文作任何改动）。只是由于残片所存文字较少，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结论。
在这部分文献中，应该包括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佛教纲要书》（佛经概要）的写本，如《大乘义章》等；这些文献是对佛经经文要义的简明解释，也属于疏释类文献。
四，史传及相关部分
这部分主要是指有关佛教历史、佛教人物传记等各类文献，如《佛法东流传》、《圣僧传》，以及“亡僧尼文”、祭僧文等。在敦煌文献中，这部分的数量不是很大。但其中有一些关于僧人佛教活动的记录，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是十分珍贵的佛教发展史文献。
此类文献还包括一部分有关佛教圣迹的志书、记行、赞颂等文献，如《诸山圣迹志》、《五台山圣境赞》等。
五，经录部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佛经目录类文书，从内容上也大致分两类：一是传世本目录的抄本，如众经别录、大周录、开元录等；一种是仅存敦煌的经目，当然这些自己编纂的目录有一些也是根据正规目录简编而成，一部分是自撰的目录，但不论属哪种情况，第二类目录都是传世经目中未曾收录者。方广锠先生《敦煌佛教经录集校》中收录了敦煌写本经录中的几乎所有写本，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经录类写本反映了佛教经文在社会上的流传情况，即一个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佛教信仰流行趋势。有一些经录的题记直接反映了收集编纂佛经目录的社会目的，如敦煌研究院藏349号、北新329号五代后唐长兴五年（934）《见一切入藏经目录》题记云：“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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