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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佛教文献的再认识——马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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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17 11:09: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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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以后，很快就运用到了佛经和佛画的制作方面。敦煌就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印制的佛经和佛画，形成独具特色的佛教文献。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就是大乘佛典《金刚经》，制于公元868年。而有一些小木捺佛像的雕印时间更早一些。印刷佛经和佛画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敦煌的佛教印刷品，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快捷的传播速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各方面的需求，在人类传播史上的重要的价值意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近30种木雕板印画，大部分为公元十世纪时，出自敦煌当地的作品。敦煌版画中数量最多的内容是木捺小千佛像；最有特色的是观世音菩萨像：除圣观自在菩萨外，还有曹元忠雕刻的观音菩萨像、某氏雕刻的单体观音菩萨像，以及木捺小观音菩萨像（千体观音）等。版画的题材内容还有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特别是千体地藏）、毗沙门天王、陀罗尼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敦煌地区（主要是敦煌石窟）唐代以来广泛流行的内容和题材。版画中还有一类是需要随身“带持”的陀罗尼，其咒语均用梵文雕刻，而发愿文中由用汉文雕刻。这些迹象表明，敦煌的佛教信仰已经完全民众化和社会化了。人们根据社会和自己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选取佛教诸佛菩萨中最为广泛地受到人们敬仰的几尊，雕板印刷并广为流布。敦煌版画作为佛教的宣传品，在一程度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适应了当时敦煌人及其敦煌社会的需要。同时，版画本身还作为敦煌当地的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来安邦治国的新举措，如曹元忠造观音菩萨像题记云：
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疠）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
又同氏造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云：
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动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记）。
这些题记明确反映了作为敦煌地区最高统治者的曹元忠的政治目的。
八，题记类
题记类佛教文献，指敦煌文献中的历代写经题记、绢画题记、造窟题记等，多为敦煌当地人当时从事各类佛教活动的记录。
写经题记一般都是附于经文之后。写经主要分宫廷写经和民间写经两大类，其中民间写经又分为敦煌本地写经和外地写经两类；写经题记因此也依此分类。宫廷写经题记一般只述写经、校经人姓名、法号、职务等，内容不是很多；而民间写经题记则多叙述其写经的目的和动机，牵扯到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我们这里所讲的写经题记，主要是民间的写经题记；民间写经题记中侧重于敦煌本地的写经题记。
目前所见写经以外的题记，主要是敦煌石窟造窟题记与敦煌绘画题记，其中又包括供养人题记与发愿文、功德记题榜。造窟、绘画作为一种“功德”，我们在前面功德类文献中已有涉及。但由于这部分文献直接记录了敦煌佛教活动的社会历史，故专门作为敦煌佛教文献的一类，特别是敦煌佛教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石窟供养人及造窟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书已刊布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敦煌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从事石窟营造的目的、动机、心态以及营造过程，记录了作为石窟营造者的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等。本书前文关于石窟营造的论述中已经涉及。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绘画，可分为绢画、麻布画、纸画、雕板印画几类；这些绘画（或印画）作品上也书有大量供养人及绘画发愿文题榜，限于条件，这部分资料一直未能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但我们从已经刊布的绘画图录等处可知其大概。它的内容、性质以及价值，可与石窟上的题记资料同日而语。
另外，同一些石窟营造者将佛窟造成自己个人纪念堂及家族祠堂一样，有些作品实际上是借佛教绘画来为自己绘制“邈真”，绘画发愿文被书写成功德主的“邈真赞”，即绘画者个人一生事迹及品行的颂记文书，完全成为社会历史文献这就成为我们下文讨论的内容。
九，人物类
敦煌文献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大体有名族名人传、邈真赞、墓志铭、祭文等几类。因为敦煌一直是个佛教的“善国神乡”，所以敦煌文献中所载人物除专门的佛教人物之外，其它非佛教人物也大多与佛教有关。如名士、名人传中就的佛教人物。在邈真赞中，佛教人物以外的世俗人物不仅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邈真先这种体裁本身即来源于佛教。
祭文（亡僧尼文）中有一部分也是敦煌本地的佛教人物传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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