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完全赞成任国政先生的意见。时间是构成历史事件的要素之一。人们总爱把历史比喻成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某个时间发生了某件事情，那么，这个具体的时间就会把这个具体的事件，锁定在它发生的一段河道上。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人们都能根据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去了解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时间是人们了解历史事件、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忽视不得。

范文澜先生是史学大家，范氏《中国通史》是史学名著。大家名著，又在四十余年中经过不只一次的修订，居然还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两个年份都搞错了，这件事情本身就让广大读者很难理解。这还不算，范氏《中国通史（二）》对“坑儒”的叙述也存在问题：“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方士欺骗秦始皇跟秦始皇活埋儒生，这原本是两码事，读者看书至此，不禁会问：“方士欺骗了秦始皇，而后畏罪逃走，秦始皇理应下令捕捉、惩治方士，为什么要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呢？”范氏《中国通史（二）》的这段叙述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转译来的。原文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在这里，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将方士欺骗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儒生这两码事的联系讲得很清楚，秦始皇认为，方士不仅欺骗他，而且诽谤他，因此联想到诸生，就派人查问，发现诸生也有制造怪诞邪说来惑乱百姓，挑动百姓对朝廷不满的。于是派御史审问诸生，诸生辗转告发，最终将触犯法禁的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范文澜先生是史学大家，自然不会连《史记》都看不懂，可却偏偏忽视了方士欺骗秦始皇和秦始皇活埋诸生这两件事的联系，结果给读者制造了原本不应该出现的疑问。这个问题出得蹊跷，令人费解。所以，笔者认为任国政先生的“史应细考”提得好，好就好在它揭露出史学界浮华的痼疾。

史学界的浮华在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既然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学家就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然后才能用它教育群众。可是，秦始皇一生“坑”过几次“儒”，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两千多年以来就一直存在分歧，始终没搞清楚，似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搞清它，相反，却有人在故意制造混乱，让人们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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