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明朗。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8年5月5日，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共24篇。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洋4万余言的《劝学篇》以此为基调，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贯穿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猛烈攻击维新派的“开议院、兴民权”学说。

《劝学篇》进呈后，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得以颁行天下，各地相继翻印，一时间，“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时，在“诏定国是”中把“中体西用”的思想诏示全国：各大小官员，要以中国圣贤之学作为根本，兼而博采西学中切时务的东西，以成为通达济变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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