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博楚竹书的解读与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我国简牍史上发现保存战国竹书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文献，约1200余简，35000余字，其中时人自命书题达20余篇。上博竹简的发现，是中国学术思想中的一次大震荡，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定将产生巨大影响。马承源先生认为，竹简的发现意义已不亚于重建一个博物馆，饶宗颐先生认为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将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萧萐父教授说：“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的全面研究，势必重新审理这些大悬案，重新改写中国学术史、经学流变史、楚国文化史”．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第二册先后于2001年u月、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了2003年学术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有200余篇，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台湾等各地召开了不少研讨会，有些报刊还开辟了“新出土文献研究”专栏。学术界对上博简等新出土文献的研究重点是以竹书纠正或补充传统文献，以及对竹书解读的不同看法。

有学者认为，上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首先，《孔子诗论》充分证明了先秦的用诗风气之盛；其次，在《孔子诗论》中，孔子基本是从诗的本义出发来评价诗篇的风格，与后儒定义的“风雅正变”说有很大差距，第三．传统诗论中的“美刺”说可以说完全是对《诗经》的误解，对封建时代的一些错误的诗说，《孔子诗论》为我们作了全新的辨正，使我们认识《诗》的本来面目。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孔子诗论》的发现，对整个先秦《诗》学批评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从孔门《诗》教到《毛诗序》的流传过程中，上博《孔子诗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上博《孔子诗论》对后世《诗》评具有指导性；第三，上博《孔子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及《诗·杕杜》篇，就内容看，表现了“复我邦族”的呼唤，是对于同族兄弟友情的盼望，以及走出宗族者失去兄弟间的怡怡之乐所产生的幽怨情绪，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况。

有的学者认为，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经整理者及诸家的考释，现大体可以通读，但尚有于字于义未安者，斟酌诸家解释，对其部分文字作出重新释读，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简文。

有的学者认为，上博《竹书》有《鲁邦大旱》，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哀公礼尊孔子，常常向孔子请教，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可见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有的学者从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重申“交性者故也”，当为“室性者故也”，读为“节性者故也”，“用来节性的‘故’，也应该包括儒家经典所反应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

有的学者从战国竹简《民之父母》中的“才辩”论及“[言 午 又]”字的形、义，提出《民之父母》中的“才辩”是指孔子的“才智辞辩”．也有学者对新见宋君夫人鼎铭“为民父母”与经典进行诠释，并从其他考古材料充实了“民之父母”的含意。

有的学者对简《容成氏》一一记载上古帝王的传说，兼及禹分九州、文王平九邦等珍贵史料进行论析，不但对该篇简序作了调整，而且对简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制表皮尃”当读为“制服皮黼”，体现了禹对礼服的重视；“身言孝厚”，应当身体力行讲；“救圣之纪”，读作“求圣之纪”，盖是说寻求圣人的法度或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