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广东梅州丰顺县人）、张之洞等开展了“洋务运动”，从经济领域进行近代化的行动，也是要保留清朝爱觉新罗这一家族的统治前提下，企图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行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改革开放行动。如果只从经济领域里进行改革开放，不从政治领域里进行改革开放，不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不能成功，连政治领域的执政地位也会动摇。

    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能力是很强的，为了进行“洋务运动”，忍受着西方列强英、俄、德、法、美、意、比等国在中国领土上瓜分势力范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竟然被自己的学生小日本打败了，中国精英这才醒悟过来，非得变法维新进行政治改革不可。康有为先后写了《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康有为的目标是建立“太平世”：这是一个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他在广州租借梅州丘逢甲的“丘氏书室”设立“万木草堂”，培训变法维新的骨干，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而嘉应州（梅州）的黄遵宪驻日期间编写《日本国志》一书，向国人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作为戊戌变法的参照。日本从政治改革着手，再加上“大海之田”和“脱亚入欧”的口号，从陆地文明快速迈向海洋文明，从而使日本迅速崛起，于是甲午战争便把中国打败了。戊戌变法要有理论，要有样板，还要有人才。黄遵宪任湖南按察使期间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起创办时务学堂，为戊戌维新变法培训骨干人才。

    湖南浏阳的谭嗣同是戊戌维新变法中，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重要人物，也是戊戌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所著的《仁学》一书，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抨击，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然则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与光绪皇帝进行变法，手中没有枪杆子，康有为、谭嗣同商议劝新军首领袁世凯举行兵变，杀荣禄，保光绪。而袁世凯当面欺骗谭嗣同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转而马上向荣禄告密，荣禄又面告慈禧，慈禧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下令捕杀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献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于狱中诗壁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时年仅33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作《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一文中指出，即使中国灭亡，只要湖南广东两省仍存，仍能复兴中国。

    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大获全胜；而30年后1898年中国实行戊戌维新，仅100天便惨遭失败。中日的维新，其核心都是“君主立宪”。日本的“君主立宪”成功，终至国富民强；而中国的“君主立宪”失败，导致亿万生灵塗炭。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统治集团中封建顽固势力大大超过维新改良的势力。戊戌变法后的80年，即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的改革开放，有似于戊戌维新的改良变法。今天回过头去品味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与光绪的名字，其所蕴含的意味值得国人思考。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人称南海先生。世界的先进思想是从南海传入到中国的，一个健康有为的中国人，要把广东和华夏的屋宇维修装饰好，中华古老的民族才能长期更生。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凉同音，凉冰同义。梁早年开启维新，晚年则超越自己，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梁卓立如行，然而无论是搞政治，还是做学问，始终不渝地“任公”：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要“育新民”、“兴民权”、“设议院”、“君主立宪”。黄遵宪，字公度。中国人是黄种人，一定要严格遵守宪法，君主立了宪，就要严格执行宪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天下度公”。在近现代，“宪法”一词通常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宪法就是规定民主制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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