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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演讲时真诚地表示:之所以要“易帜”,就是为“不使中央权力分裂,全部还政于中央,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此时,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已由“息内争”升华为“御外侮”的高度,并实现了爱国统一思想对封建割据思想的巨大超越,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3.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爆发于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一场国民党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对抗蒋介石的武装冲突。战事旷日持久,相持不下,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剧烈争夺的对象,但张学良却认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是当今第一要务”。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张学良发表息争通电劝告双方不要诉诸武力,但他却没有表示对这场战争的强硬立场,也没有居间协调双方的关系。其原因从客观方面看,他有自己的后顾之忧,不便居间协调双方的冲突。因当时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也对东北持强硬立场,这都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从主观方面看,张学良贸然支持哪一方,以及何时表明态度,这既关系到东北的安全,也关系到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张学良曾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很显然,他在具体调停中原大战的过程中,较多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利益。虽然从大局出发,应支持国民政府,但是支持国民政府,有危及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潜在因素,直到取得蒋介石保障东北军团体利益的承诺后,才公开发出支持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并派大军入关,实行武力调停,以军事干预制止了民国史上一场激烈空前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缓解冲突的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大批兵力内调,关外防务空虚,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显然,助蒋统一,息了内争却没有抵御外侮,从而造成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动机与效果的部分背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夹杂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因素。
纵观东北易帜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特点是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也兼顾其地方利益,应该说这期间他比较好地处理了国家统一与地方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的碰撞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对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源及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思想认识上并不很清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做应变的准备,反而严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在到底是牺牲东北军奋起抗日,还是奉行不抵抗政策以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抉择面前,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致使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沦陷。
1. 九一八事变: 维护国家统一与保存地方实力的抉择失误
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爱国主义和地方主义不但不能统一起来,甚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地方主义的考虑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取决于张学良的全国抗战思想。他认为全国抗战是东北军抗战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东北军单独对日作战,日本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能应付”。他认为如果全国抗日,纵使失败了,也是“玉碎”,如果东北军独自抗战,纵使牺牲了整个东北军也于事无补,是“瓦碎”,他宁愿“玉碎”,而不愿“瓦碎”。同时,张学良还认为全国抗战的主体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只有拥护蒋介石消灭中共和红军后,才能完成国家统一,而国家统一是实现“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的保证。
其次,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掉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的中国东北,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事变前,他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害,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条约,对日本也不利,关东军“不会这样做,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到的”。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战意识,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九一八事变当夜,他电话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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