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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争取,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张学良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果均被申斥、拒绝。最后在蒋介石坐镇西安相逼剿共、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之前,在社会各种矛盾陡然激化的危机关头,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生死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立即向全国表明心迹,说明发动事变只希望,“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5］1067。躬送蒋介石回南京,更进一步证实了张学良为了抗日大局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誓言。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日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从捉蒋、放蒋到送蒋,是他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和具体实践,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见,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由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从信奉法西斯“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他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他决心抗日,致力于祖国统一,苦苦探索所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东北军团体和个人生命的崇高境界,更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四、 张学良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息争统一、抵御外侮”的思想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耄耋之年,仍以“台湾入版图为念”,发出“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充分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
1. 身陷囹圄: “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张学良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息内争、御外侮”的国家统一思想不变。综观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不难看出,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战局演变,张学良不断迁徙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幽禁生活并未磨灭他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始终关心抗战进程,数次写信给蒋介石,请缨抗日。他在信中表达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6］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住在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耻”二字。
这期间,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中,同样表达了激昂的抗日情绪和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6］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之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学良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2. 耄耋之年: “我愿意中国统一”的呐喊
解禁后的张学良虽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普通百姓”,其实他的一颗爱国心从未泯灭,他时刻期盼两岸统一、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在90寿庆时他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参观郑成功祠之后,他曾写下“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实现国家统一是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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