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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候国联处理”［3］73,致使东北军毫无抵抗,拱手揖盗。
再次,张学良存有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国民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抑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2］24张学良对国联寄予很大希望:“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国纠纷问题。”［2］25但形势的发展,使张学良放弃了对国联的幻想。
2. 热河失守: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安抚张学良,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为了敷衍一下舆论,蒋介石下令张学良抵抗。张学良大为兴奋,以为全国一致抗日的时机终于到来。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全力进攻鄂豫皖三省红军,无心抗日,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暗地里却准备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持对日妥协。长城抗战失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下野以谢国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内心极为痛苦。他对王卓然说:“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3］64在舆论的冲击和蒋介石的威逼下,张学良愤然下野,出游欧洲。
可见,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低谷时期,也是其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碰撞和抵触的矛盾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九一八事变把国家利益和东北军团体的矛盾尖锐地摆在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思想中的地方主义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保全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随后虽主张不惜牺牲坚决抵抗,但却成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三、 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的升华
旅欧归来后的张学良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其积极方面表现为强调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希望人们树立国家利益的观念。这期间张学良实现了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其国家统一思想达到了全新境界。
1. 旅欧归来: 大公无我的牺牲精神
旅欧归来后,面对中外现实,张学良发表谈话说:“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多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4］。他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出路与国家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何以无出路?还不是由于你的国家太衰弱了吗?整个国家的苦闷与无出路,是高于你个人的问题几千万倍”［5］757。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他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保存东北军的狭隘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确已又获得相当进益。对于过去的一切亦确有所觉悟。我承认,我以前对东北和华北未能尽到我的责任;以前种种毕竟是过去了,只有从未来的事业中去努力,力求赎我前此的一切罪过。此后我誓必要打破我的困难环境,下大决心,埋头苦干,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5］693。张学良特别强调东北军要有牺牲精神,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也要我的部下随同我来为国牺牲”［5］768。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学良在强调牺牲精神之时,也信奉法西斯主义,这是他赤诚爱国主义肌体上的毒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从抗日雪耻的基本点出发,将反共和拥蒋统一作为抗日的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因而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进入了误区。
2. 西安事变:国家统一思想的全新境界
1934—1935年,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期望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再实现“光复”故土的愿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诸多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开始了由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
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形成的反日爱国思想是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对蒋介石及其政策的认识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弦更张,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呼声,是促使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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