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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俊升一万万五千万元家产相比,其侵款之罪是 不能成立的。至于说他们渎职,这与杨常两人勇于任事的作风,更不相符。
第五,说从该被告人家中“起获军械子弹甚多”。这一条实际上,是万福麟向张学良报告说常 荫槐私自从捷克购买枪支一事,而并非是从家中起出枪支弹药。未经请示私自购枪,是严重的 事件。这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在当时是有不同解释的［4］。而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 恢复自由后坚持认为确有此事,他“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 ,剩下来的再交给军队”［5］。扩充军队和购置武器,在任何时代任何形势下都是一 个令人敏感的问题,这引起张学良的怀疑和警觉是非常自然的。
对上述所列杨常罪状进行分析,有的是不成立的。有的虽然成立但证据不充分,如把持庶政的 事实很多,但均未构成犯罪。有的虽然问题严重,如擅自购枪一事如确实存在,这是十分严重 的事件。但也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完全可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处理。总之,作为兵工厂 督办杨宇霆,作为一省之长常荫槐,他们的言行是有问题的。问题的性质,是犯规、犯错、犯 忌，而不是犯法、犯罪。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使杨常严重犯规,或者说是 犯罪,也不应采取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方式,而将其处死。张学良这样做,实际上是沿用 了中世纪喋血“功臣”的老办法,来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三、 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
我们清楚地看到,杨常两人虽然有错,却无应杀之罪。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们,而 且是采用这种方式,这是由以下诸因素促成的。
第一,轻信离间挑拨,致使猜疑加重,导致张起杀心。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张 作霖被炸死时,消息是杨先知道后来告诉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就产生疑惑。最早对杨不满, 是在对待张宗昌问题上,当时张宗昌要回东北,张学良不同意,张宗昌就要打回东北。研究决 定抓到张宗昌后处死,由杨宇霆指挥对他的作战。抓到张宗昌后,杨把他给放了,并告诉他说, 张学良的本意是要枪毙他。对此,张学良认为杨宇霆居心不善,后来,张对杨的疑心日积月累, 不断加重。 张学良疑心加重,首先是日本人挑拨的。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各界有许多人来沈悼唁,村冈 司令官初次会见张学良时,除虚伪地对张作霖的逝世表示哀悼外,就别有用心地“提醒张学良 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而军事顾问土肥原大佐曾多 次“向张学良进言,如不排除杨宇霆,即将危及司令的地位”。这两位军人的离间是直白的, 而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则是外交老手林权助的委婉提醒和比喻。张作霖死后,日本派林权助 为特使到奉天致唁。林由日本起程时对人说:“我和张雨亭是老朋友,我见了老世侄张学良, 只须痛哭一场,不由他不念故交,不走亲日路线。”林到奉天后,果然表现得十分精彩,真有点 像柴桑口孔明祭周瑜之架式,涕泪纵横。林权助返回日本时,在东京火车站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张学良看 到了经人翻译的这段讲话后,为了了解这段历史,特到书店购买一本《东洋史》。这段史实是 :在日本幕府时期,权势赫赫的丰臣秀吉死去。其子丰臣秀赖继承了秀吉幕府的大权。他年少 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均由其岳父德川家康来执掌。后来,德川家康突然发 动政变,竟把女婿丰臣秀赖逼得自杀而死,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张学良看了这段历 史,自然对号入座。想到这里,他不禁毛骨悚然,深恐自己成为丰臣秀赖第二。张学良在书上 对这段历史,特别作了朱批圈点。
与林权助采用同一手法的还有另一个人,他时任东亚经调局理事长,也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创始 人之一的大川周明。在张学良继任不久,大川周明将一本《日本外史》送给张学良,并用红笔 把德川家康篡夺丰臣氏政权、杀害丰臣秀赖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问题很显然,这决不是对 张学良有所厚爱,他和林权助的谈话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挑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 希冀张杨之间发生火并,以便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林权助和大川周明利用历史进行委婉地挑拨,要比两位军人直白地离间厉害得多。 这段历史,让张学良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又必然导致他心理上多疑,行为上的猜测。这种多疑 和猜测的心理加重,又必然不断放大杨常身上本来就具有的傲慢无礼行为,并最终导致张学良 下决心除掉杨常。据张学良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说,确实是《日本外史》等书,促使张学良下了 杀害杨常的决心。
日本除了这种直接挑拨活动外,还利用日本在沈阳办的《满洲报》等报刊,搞民意测验,利用 浪人特务等出卖一些所谓的情报,以制造东北集团内部的摩擦,激怒张学良,其用心可谓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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