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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四书笺解》著作年代考略

时间:2009-7-24 13:43:58  来源:不详
书大全说》卷十曰:‘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语甚奇特,非实有得于中而洞然见性。不能作此语也。……盖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吾心之神明,虽己所固有,而本变动不居,若不穷理以知性,则变动不居者,不(选)极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不恒底。有恒性而后有恒心。’此犹取朱子知性而后能尽心之说。故以为穷理知性而心之变动不居者乃能极其神明之用。至《笺解》则云:‘注谓知性而后能尽心,有说尽心而后能知性以实之。此说为长。若谓知性而后能尽心,不特于本文一串说下,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顺。且所谓性即理者,指其实而言之,非可以理字代性字。盖理在事物在心皆谓之理,性即理,但指在心之理而言耳。若穷理则穷事物之理,故注又言格物。性岂可谓之物?又岂可在事物上能知性哉?径从知性上做工夫。如何能知?知性者实于己身未发之中、已发之和上体会。如此侧隐羞恶等心,在本体上具足仁义礼智之天德,若不尽吾心以求知。则不著不察。竟不知何者是吾性矣。此心字是心之神明,所谓心之官则思及《书》所云睿作圣者。尽心则静而体之,动而察之,以学问证之,极其恩之力。而后知吾性之所诚有。故日此说为长。若必要依注。亦只可云能察吾性实有之理则自能尽其心以穷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为格物也。’则反驳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而不取知性而能尽心之说,与(张子正蒙注)之意见相合。此亦先生之思想,由其推崇朱子者转而推崇张子之明证也。说更详下。”“说更详下”当指其对《张子正蒙注》的考证。于“张子正蒙注”条。说:“案:是书《序》言‘张子育无非《易》’,‘非张子其孰与归?’足见先生之推崇张子及所以著为此书之意。今考是书于程朱颇致讥评,盖著述时间较《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为晚,是二书犹有称颂程朱者,而《正蒙注》则绝无一言。此可以推见者一也。先生物质不灭之说,始畅言于是书。与《周易内传》更为接近。《内传》著成时间亦晚,此可以推见者二也。是书言尽心知性与《四书笺解》较合,《笺解》较晚于《读四书大全说》,此可以推见者三也。综此三点,皆足见是书著述时间较晚。”显然,张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时间与《张子正蒙注》相近,著述时间较晚。
  萧楚父先生则将《四书笺解》系于康熙25年(1686年),是年船山68岁。但他又说:“《四书笺解》十一卷,立论与《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有别。不再拘守朱熹注而多独立发挥。亦当完成于60岁之后。”
  王孝鱼先生与陈来先生关于《四书笺解》著作年代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张西堂先生与萧楚父先生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可惜,张先生的结论主要是从船山思想变迁角度推测出来的,比较含糊。且欠实证;萧先生的结论相当明确,但是,无论是其独撰的《王夫之年表》,还是与人合撰的《王夫之评传》,都没有提供其得出该结论的详细证据。
  我们也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四书笺解》里面的几条材料。兹略加考证如下:
  《四书笺解》卷二《中庸》部分末尾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解通一部《中庸》合为一章。每章合为一句。虽未知有当于子思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知此。则知古人文字无前后不相应而相背之理,抑知自我作文字。须一意到底,不可凑合求成一片段而已。存乎普通者。不枉老人病中劳苦也。对于这段文字,点校者作校记云:“本段一百零九字,湖北藩署本无之。湖南图书馆藏钞本、罗正钧钞本及《船山学报》本均有此段而有个别无关紧要之异文。兹据《学报》本增人。”从其中“虽未知有当于子恩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句的语气看,这是船山之夫子自道。而非其后人或弟子所敢说、所当说。而其中“不枉老人病中劳苦”的说法,与船山晚年疾病不断、然仍著述不辍的事实吻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四书笺解》属于船山晚年著作。
  在对《孟子·离娄》“曾子居武城”章的笺解中,船山还引证过蒙之鸿的说法:“蒙甘来日:鸿案:禹、稷、颜子所同之道。是以仁言。进而救民,仁;退而修己,亦仁也。故《注》曰:‘其心一而已。’曾子、子思所同之道,是以义言。君臣师弟皆以义合。或远害。或死难,自有所为制事之宜,故《注》曰:‘惟其是而已。’”蒙之鸿,字甘来,船山朋友蒙正发之子。船山弟子。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4卷“蒙之鸿”条谓:“蒙之鸿,衡山岁贡。父正发,崇阳人,寓衡阳南乡之斗岭。没后子孙归崇阳,惟之鸿以长子留守墓。从王夫之学。所造颇深。著有《遣心集诗稿》。教授乡塾,与夫之子敢唱酬甚多。”又加案语曰:“《董斋诗分体稿》甲子年有《五日同刘、蒙两生小饮》五律一首,所称蒙生当即之鸿。蒙圣功没于己未,《广哀诗》述其孤尚幼。甲子上距己未六年,《通志·流寓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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