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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四书笺解》著作年代考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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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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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鸿为长子，则其时已游门下矣。”“己未”乃康熙18年(1679年)。“甲子”为康熙23年(1684年)。蒙之鸿何时开始从船山学，不详。可以肯定的是。蒙之鸿并不是船山早年弟子(船山《广哀诗·蒙谏议正发》有“萧条斗岭山，遗孤未成童”句。蒙正发逝世时。船山61岁)，而所引文字亦非蒙之鸿从学船山之初所作。蒙之鸿的说法为船山所引。而所引证之言中有“鸿案”字样。似非师徒交谈语。当属蒙之鸿著作中文字。若能找到相关著作并加以查证，对考证《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是有帮助的。虽然我们没能据此而知《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但是这至少可作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的一个证据。
要考定《四书笺解》的较为确切的成书时间，我们得依靠书中船山提及吕用晦的两条材料。
(1)、对《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四书笺解》笺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节只为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谬，将‘斯’字作见成说，言有道则三者自咸善，却不说如何是道，岂是临终告诫，尚作半吞半吐语而不为人说破乎?且只一道。便是三者之效自速至，则所贵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说有此三效，则道之为效。又岂此三者之至?‘笾豆’亦有道。自然整齐，俗解不通。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皆讲章之痞，自心与《注》相背。《注》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参前倚衡。而临发见时，有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紧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动一言之顷，迟刻即成过矣。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2)、对《论语·尧日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四书笺解》笺曰：“此章俗讲及时文拈一‘中’字作血脉，甚是无谓。近日吕用晦辨之。是也。”
船山在这两个地方所所说到的吕用晦。就是吕留良。吕留良，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嘉兴府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崇德县名为石门县)人。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生，清康熙22年癸亥(1683年)卒。根据现有的资料，船山与晚村并无交往，因此，船山对晚村有关《四书》看法的了解似乎不是通过私交的方式得到的，而可能是通过阅读晚村的有关著作获得的。 而吕留良关于《四书》的看法是通过点评时文来表达的。他在这个方面的著作的著作很多。但是，我们翻查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晚村点评的《钱吉士先生全稿》(1681年)、《杨维节先生稿》、《艾千子先生全稿》、《章大力先生全稿》(这三种属“江西五家稿”本，1682年)等书。发现均无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只有《天盖楼偶评》(1672年)有两段评语与船山所评论内容有所关联：“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这两段评语亦非与船山所评论完全吻合，而且船山评论所涉及的其他内容又完全阙如。相反。我们在后人汇集晚村八股文评语而成的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中。发现都有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其中论及晚村，一则曰“近来”，再则曰“近日”，所依据的当非以前梓行的晚村所点评的著作；另外。考虑到晚村著作的内容与船山评论的吻合程度，我们认为，船山书中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编辑的著作。这种可能性最大。这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都是在吕留良逝世以后才编辑、刊行的，它们是：“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46卷(康熙23年金陵大业堂刊本)；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43卷(康熙25年映旭斋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42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89条，《吕子评语馀编》8卷附《亲炙录》6条(康熙55年晚闻轩刻本。三种中陈镟所编较周在延本为善。而车鼎丰所辑更为完备。并附所评原文之语句，尤便参考)。”车鼎丰所编本在船山逝世之后刊行。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可以不论。如果船山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汇集其八股文评语而成的关于《四书》的著作，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与《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种是船山曾经得以寓目的。
我们知道，钱陆灿为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撰写的、置于该书卷首的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六月朔旦”，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是1684年后半年刊刻完成、流通的。而陈镟《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识语》对所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成书过程则有这样的叙述：“……镟自甲寅岁受业于先生之门。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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