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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的改造与人的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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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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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公民，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四，人治思想之与法治观念
中国古代有着严密的法律，也不乏公正廉明的执法之臣，但中国古代文化从其主流看，仍然是人治文化传统。其主要原因是四个字：“法自君出”，就是说，封建时代的法律条文虽多，但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法律，总会把皇帝本人置于法律之上，不是法律约束皇帝，而是皇帝编排法律。虽然法律对皇帝也有约束，但是这种约束力要以皇帝的圣明、自觉守法为前提。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法律，遇到开明的皇帝，有为的臣僚，清廉的官吏，尚有些用处，一旦遇到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千条万绪的律令几乎全无用处。所以有人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就有这样一句话，“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于是中国政治传统留给后人一大遗产，就是不大相信法治，而是相信人治，即所谓“有治人而后有治法。”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清官意识就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心理。清官意识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品质较好的人身上，或是明君，或是贤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清官意识依然在影响着中国人。它与我们所追求的民主精神、法治建设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清官意识的浓厚则反映的是公民民主素质的低下、法治观念的淡薄。我们国家目前已是一个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这种人治观念的存在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行。因为在人治社会下，广大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政治只是少数掌权者的专利，人治的治国方式始终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平民百姓的统治。因而人民群众是根本不可能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关心是冷漠和被动的，人们最大的政治愿望就是盼望着能出现能为民请命的好清官。这样人民群众就无法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我们也就无法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求稳趋同心理之与创新意识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修养，在修养方式上注重向内用功。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时时处处把自己作为斗争的对象，处处克制自己，以安于现状。儒家这种克己复礼、内向保守的人格模式使人的自我意识和向外追求的精神受到抑制，这不利于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有碍于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发扬。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强调整体大于个体，个体作为整体的部分依附于整体并且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民谚“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一价值观的真实反映。这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忽视了个人的存在，压抑了个体的主体创造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对个性的压抑几千年代代相传，形成我们民族过于求稳趋同，不敢求异冒险的心理“积淀”。 这种心理“积淀”和现代社会是不相吻合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江泽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我们现在处于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时代，必须摆脱传统的求稳趋同心理，培育国民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这样才能在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
中国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这需要现代化的人进行建设，没有现代化的人是不行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昭示我们：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一个民族和国家民众的素质如何，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的素质的竞争。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人的现代化的实质，是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只有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都经历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形成了现代化人格，人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人，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具备的特征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法律意识、环保理念、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科学和现代思维方式等等。但从上文可以看出，多数中国人还达不到这些要求，民主素质的低下、小农意识的浓厚、公民精神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保守心理的根深蒂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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