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由国民劣根性所产生的种种文化心理与现代化的要求存在着冲突，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改造国民性和提高国民素质非常关注。我们应该按照“四有”标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关键词： 国民性；国民素质；小农意识；臣民意识；人治思想
　　
　　
　　一
　　
　　公元前359年，为了富国强兵，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为了使新法令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商鞅想出了一个“徙木立信”的办法。他派人在栎阳城的南门树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在一旁挂了一副布告：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口，赏予十金。但围观的人不大相信扛一根木杆就会得到赏金，所以没人愿意去扛。后来，布告上的“赏予十金”又改成了“赏予五十金”。终于从人群中走出了一个大汉，抱着试探的心理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口。守门的官吏果然赏给了他五十金。这件事传开，老百姓才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这自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却从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选择这件事做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他说：“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他的结论很明显，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于民智黑暗；改革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
　　的确，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大多数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人弄的日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再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
　　这里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鲁迅原是学医的，他曾想用现代医学，来救治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痛苦，并以此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后来，在一次上细菌课前，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影片，看到日军枪决一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而围观的中国人精神麻木，熟若无睹。这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他由此想到，“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中国人急待医治的，尚不是病弱的身体，革命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毅然辞医修文，放下治疗人体的手术刀，拿起了文艺这把解剖人们灵魂的“手术刀”。鲁迅认为，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弱点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所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民族的病态”揭露出来，让中国人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惊觉，从而奋起。鲁迅揭露和剖析国民性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他的小说和杂文来实现的，在他的文章中，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如瞒和骗、逢场作戏、看客式的无聊、卑怯与势利、不思反抗的奴才心理等等无不得到暴光，并且鲁迅还痛下针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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