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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历史的迷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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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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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暗喻之一。对生命本质的这样一种理解，表明了远古时代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物质的匮乏，条件的落后，人力的渺小，对自然的困惑和敬畏，无不使远古的人们感到一种不自由的束缚感，这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是令人敬畏的“神”加于人们头上的命运。可以说，这是一种伴随着原始宗教信仰而生的哲学思想。它认同了自然对人的束缚，并将其归结为生命的终极意义。
按照这种思路探寻下去，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绪福斯式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这种暗喻式的观点达到更高的形上层次的产物，是表现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之中的一些观念。如最早的赫西俄德把世界和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三个历史循环学说，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历史在不断循环，最好的黄金时代过去是稍次一等的白银时代，接着是最糟糕的青铜时代，当青铜时代毁灭后，整个世界又回到黄金时代。如此循环往复。这与西绪福斯的巨石何其相似!而人处于这种无限循环的、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历史之中，怎能不感受到生存的沉重——同时又是坚定?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人所需要做的就是走下去。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的。人生和历史都是一成不变的，有着固定的目标。而继承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更是建立了一个“理想国”，设计了人类所理应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在他看来，“理想国”是宇宙问的至真至善的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生命的目标和历史的最终归宿。总之人生有方向，有先验的规则和目标，历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义的。
这样的生命观、历史观的思维模式延续到中世纪，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上帝”战胜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国，祈祷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相比之下，宗教外衣下的这种生命观和历史观比以往更具有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倾向，顺从命运、坚定信仰被赋予“至善”的定义。而那些异想天开特立独行的思想，自然就被看作“异端”而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之重”被彰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轻松自由的生存本质已经被“上帝的荣光”所遮蔽。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重”持肯定态度的生命观，已经从最初的自发地对自然敬畏、对命运顺从的感性认识发展为具有价值判断的哲学观念，它强调了社会的责任、历史的循环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漫长的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占据着“正统观念”的地位。
但是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这最早可以溯源到酒神狄奥尼索斯：
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巴库斯，原是色雷斯人的神。……巴库斯在希腊的胜利并不令人惊异，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
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为上比感情上来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的某些最好的事物。巴库斯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
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的”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而在托马斯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那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而到了依壁鸠鲁，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和理论化了。依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善”，尤其是心灵的快乐。主张追求宁静的心灵快乐，“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他尤其反对宗教，认为那是“恐惧的根源”应该抛弃。他并且还否定“天命”，反对灵魂不朽。
这种精神在宗教专制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人性的张扬不可能被永远压抑，酒神精神也永远不缺乏继承人。哪怕是在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纪，也不仅仅只有骑士们在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一嗣文艺复兴伊始，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更是如春雷般滚滚而来。无论是《十日谈》还是《巨人传》，都令正统思想卫道士们瞠目结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涉及对世俗幸福的赞美以及对人性的肯定的段落也比比皆是；通俗的骑士小说中，就连修士也挥舞着大棒，跟骑士们狂欢作乐，口中赞美着酒神和美好的生命。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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