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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历史的迷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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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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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现代，这种酒神精神的狂欢形式就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大潮中，“人”被重新发现，轻松的生命本质被讴歌和张扬。尼采公然声称：“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酒神精神被赋予了更新、更深刻的涵义。这条思想进路对于理解现代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沿着它，在进入视野更广阔、生活更复杂的20世纪后，这种对生命之轻的肯定从原先的“狂欢”转为深层的哲学思考，人性之自由被抬高到价值论范畴。萨特著名的命题“存在大于本质”，意即反对先验的“生命目的”或“历史归宿”的设置，主张存在即存在本身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而且不应该被设置、被约束。
而米兰·昆德拉无疑倾向于后一种生命哲学。即：生命的存在本无固定意义可言，历史的发展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而非往复循环的圆形。前者最明显的表现为托马斯对爱情的困惑：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他生
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
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而后者则表现为他对历史的思考：
尼采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米兰·昆德拉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倒向酒神和萨特。这在他的小说的标题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份自由存在的“轻”，居然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生命的本质却无法被生命本身所承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么?为什么在充满着解构“生命之重”的倾向的当代社会，昆德拉会用这样一种对“轻”的反思和疑虑的方式达到对“重”的辩护和回归?
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用这种方式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进行了深沉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自13世纪以来，捷克就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查理一世的一手遮天，雅盖隆王朝的漫漫黑夜，哈布斯堡的无尽噩梦，再到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最后是“布拉格掷窗事件”和苏联入侵。其间每一次的反抗行为都导致了捷克民族堕入更为深重的灾难。捷克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捷克人民在历经数百年的苦难沧桑后，已经变得麻木，早已习惯了一切，再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也只是“永劫回归”的一场游戏。人生充满了悖谬精神。在这一点上，捷克人民的遭遇与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犹太民族在饱经苦难之后创造了历史感异常沉重的宗教哲学；而捷克环境下的昆德拉，则在对“生命之轻”有充分向往和认识之后，油然产生了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反思。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深层次反思。
另一方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循环往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呼唤张扬生命之轻之后，必然是对轻的反思和对重的回归，对理性的回归。
综上所述，历史悠久、意蕴繁复的西方文化中“轻与重”纠结缠斗的传统，是米兰·昆德拉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学思想的底色，是其根源所在。而自近代以来捷克在欧洲历史上的种种不幸遭遇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米兰·昆德拉认识世界、批判世界的基本视角，产生了其对历史事件的独特描写和阐释。这种描写和阐释给我们的是既在情境上熟悉，又在精神上陌生的独特感受。在这种认识以及历史溯源的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思想内涵，并能够进一步地思考我们自身了。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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