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晋商垄断经营地位形成的SCP范式分析 |
 |
时间：2009-7-24 13:44:37 来源：不详
|
|
|
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二、清代晋商垄断地位形成的SCP范式分析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清代商帮有了很大发展，有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之称。那么在诸多商帮中山西的商帮为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壮大，并具有市场支配力，对我国的商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以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运用SCP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来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
（一）山西商帮产生的市场环境分析
中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卓有成效，而且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非新建了一个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这时期市场体系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共性的特点，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风险也增大了。清中后期，经济发达地区专业化生产区域及全国各地经济社区的形成，孕育出了各生产经营者、各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之间发生横向依赖与联系的初级的市场经济环境。它是由各组织自发地相互适应和依赖而形成，并逐渐发育出它们的市场关系及专门联络和媒介各组织的机构。其组织活动完全由市场联系所导引，有依赖性和风险性，靠自发调节维持平衡，由于自发调节能力的限制，往往会造成部分失调。这种市场环境为商帮的产生创造了生存的客观环境，但同时市场的不完全性，脆弱性又赋予这一商业组织不可替代的垄断地位。晋商利用商帮组织进行商业经营也是当时客观的市场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二）山西商帮中的商人构成
清代按经营方式，商人有三种类型：从事纯商业活动亦即经商的商人，其中又包括从事转运贸易的行商和在市镇之中具有固定营业地点、列肆贸易的坐商；兼营手工业生产、把原料直接分给手工业者、付与一定报酬收回生产产品、再以之为商品出售的“包买商”（又称“包买主”）、“帐房”；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按经营性质，商人也有三种类型：一般商人；官商（皇商），主要是盐商；洋商，又称行商等。在各个市场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商人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运销系统，共同完成整体的商业行为。 山西的商人多从事运输贸易，并且均是长途贩运，所经受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自然要比其他的商人大的多，比如晋商中的在对日贸易中用中国的商品换取日本的铜，他们每年夏至从苏州装船出海到日本长崎，9月中旬装载铜斤返航，小雪后再放洋，次年4月回国，一年两运，借季风，冒着风浪拍打，触礁沉没的危险，远渡重洋。还有对俄贸易的长距离运输也都是非常的艰险，这使得活跃在各层次市场及各条商路上的山西商人，为了避免市场风险结成了商帮。可见山西商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使得成立商帮成为必要。
（三）山西商帮的组织结构
商帮的组织体现着纵向依赖的层次构成。最基层是各个商号。晋帮商号中的管理系统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四层。代理人是东家的代理，类似经理。副手是代理人的助手，设数人，各负责一个方面，有的负责管理下层掌计——“上佐诸父，下督掌计”；有的负责掌握市场信息——“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使其“征贵贱运，睹若观火”，有的负责联络官府等。掌计是各店铺的管理人员，店伙是伙计、佣工。其他各商帮乃至散商，也都有各自的经营机构或组织。商号之上，是地域性的商帮组织区域会馆或行业性的商帮组织同业会馆。（注：清末一些大的商帮组织中出现了“总号”，“总号”统率各地“分号”，成为“联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清代全国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