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与文化,展开了中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争。由于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政,箝制舆论,从而引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严重不满,在学术界围绕现实政治展开了民主与独裁的辩论。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为了强化统治效能,以复兴民族为号召。运动的声势不小,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运动对全社会提出的移风易俗的要求,仍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1930年12月,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他认为改造社会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30年代,由于乡村问题的严重,灾荒、饥饿、贫困,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因而“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这一时期,乡村改良运动遍及大江南北19个省市的广大农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晏阳初主持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定县为试验区,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企图通过启发民智,推动农村建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继在河南建立村治学院后,1931年又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创设县政建设试验区,试图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推动乡村社会的重组与建设。30年代,知识分子怀着对农村实施改造与建设的良好愿望,做了艰辛的探索与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并未抓住改造与发展农村的关键,因而农民仍摆脱不了贫穷与悲惨的命运。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是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不强,加上内外战争不断发生,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30年代,中国继续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基本状况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较多现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在全国广大农村,仍然较多的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及社会运行方式等,基本上已初具现代社会的雏形。在社会结构方面,除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对最基本的阶级构成外,城市中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扩大,贫民和游民阶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更多地涌现出来,如各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也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党的出现,这些都是城乡政治变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体现,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更加复杂的影响。
总之,1927年至1937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开创历史新进程的重要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历史的观念、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这段历史,给它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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