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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86-1987年间高温超导体发现的历史再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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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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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社会学中“马太效应”的一个典型案例。其实，在这场竞争中，类似的问题不仅于此。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中，最初制备钡镧铜氧超导体和以电阻法测出23Ｋ超导转变的，分别是两位本科生，但在发表的文章中却没有他们的署名。笔者就此问及北泽宏一时，他讲：只因为他们是本科生，如果他们是研究生的话，我们就会将他们署名了。
朱经武的合作者之一，参与了超导体结构测定的黑曾在他回忆这场竞争的书中，针对中国几次获得成果和宣布成果都是在朱经武获得成果后不久，数次暗示有人将秘密消息传到中国。他特意提到在2月16日休斯顿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姓杜的中国外交官也来出席，并认为他可能会注意到《休斯顿纪事报》上的报道。黑曾在书中还提到，有证据表明在休斯顿大学物理系中有工业间谍存在。但在访谈中，朱经武则表示不愿谈及这个问题。
在笔者对赵忠贤的访谈中，赵忠贤谈到，在做钇钡铜氧的过程中，他们是在探索的工作中认识到象杂质和多相等的作用，从而独立地发现了钇钡铜氧超导体。“如果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在对外交往中，不是那么缺少经验，不是那么天真，如果我们的实验条件再稍稍好那么一点的话，那就会是由我们发现，而不仅仅是‘独立’发现液氮温区（１－２－３）超导体了，因为我们最早认识到缪勒的工作的意义，和杂质的作用。”[54]
最后，贝德诺兹和缪勒因其重要发现仅仅在一年后便获得了198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按照一种说法，其他人未能获奖是因其发现的宣布均在1987年1月31日的提名截止日期之后。[55]无论如何，评奖委员会的这种抉择毕竟免除了众多可能的争议。当然，对于未来高温超导体的研究者们来说，诺贝尔奖的大门仍敞开着。
[1] 本工作得到了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acation with China)的资助，使笔者得以在美国作为期半年的相关访问研究期间完成了本文的大部分工作，本工作亦得到了美国物理学会下属的物理学史中心(Center for History of Physics, AIP)的部分资助。本文写作得到了Lawrence Badash教授的指导和王作跃博士的帮助。赵忠贤教授、田中昭二教授、北泽宏一教授和朱经武教授在百忙中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另有一位不知名的新加坡朋友热心寄赠了有关资料。在此作者特致谢意。
[2] 如：P. F. Dahl, Superconductivity: Its Historical Roots and Development from Mercury to the Ceramic Oxides, AIP, 1992, pp.294-303； 又如：刘兵、章立源著，《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pp.127-123.
[3] J.G. 贝德诺兹，K.A. 米勒，钙钛矿型氧化物－－实现高温超导的新途径（诺贝尔物理学奖演讲，1987）,高学贤译，《自然科学年鉴（１９８７）》，上海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pp.４.１－４..１７.
[4] 按照Hazen的说法（R. M. Hazen, Superconductors: The Breakthrough, Unwin, 1988, p.xxvii），得此确切结果的日期为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７日。（由于各地时差及日期的不同，本文中所用日期均指事件发生地的日期。）
[5] J. G. Bednorz and K. A. Müller, Possible high Tc Superconductivity in the Ba-La-Cu-O system, Z. Phys. 64B, (1987) 189-193.
[6] B. Schechter, The Path of No Resistance: The Revolution in Superconductivity,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83.
[7] J. G. Bednorz, et al, Susceptibility Measurement Support High Tc Superconductivity in the Ba-La-Cu-O system, Europhys. Lett., (1987) 379-382.
[8] B. Schechter, The Path of No Resistance: The Revolution in Superconducti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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