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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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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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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记述松的时候写道：“松性陵冬不雕，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1）I94页)；在记述梅时写道：“梅，一名柟，杏类也……转淮而北则杏，亦梅至北方多变而成杏”([I]，I68页)。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但它回答了人们对菘(白菜)越冬习性，以及梅和否两种外形非常相似却在地理分布上一南一北的有关问题，为当时的学者喜闻乐见，使自己的著作易被接受。更由于他的著作与解读经书有关，一般的学者都得阅读，影响尤为广泛和深远。
上述史实表明，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北宋时期不但出现了类似地方动植物志的作品，更涌现了众多专门类型的动植物著作。此外，还有传播知识的一般性生物学著作。初步构成当时收集生物学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著作体系。加上当时《图经本草》等有影响之本草著作的出现，这种情况无疑对后来“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郑樵等为 “鸟兽草木之学”张目
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间学问的倾向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引人入胜的是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经》为例，认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他认为汉代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鸟兽草木之学”就停滞不前了，即所谓“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陆机认识到掌握生物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机记述的知识不够系统，后来能加以发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但是本草学的发展，在古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在这里郑樵提出了他对宋以前生物学未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分析；同时强调实践对获取生物学知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为本草直接属于“鸟兽草木之学”范畴。
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功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郑樵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曾写到：“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从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学家陶弘景的处世态度和治学精神，试图通过实际观察，在尽可能了解各种生物的基础上，对包括解释《诗经》、《尔雅》以及本草在内的生物学内容进行总结，将”鸟兽草木之学”作一番发展。
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当于以前史书中的“书”或“志”，如《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中的“律历志”。郑樵在《通志·总序》对其“二十略”有这样的解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作为“大学术”之一端的《昆虫草木略》，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治学时识别“名物之状”。对此同《序》有这样的表白，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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