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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得益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一般官僚的喜好园林。园林多了,作为园林主体的花木和相关的观赏鸟兽虫鱼自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宋人对“鸟兽草木”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关注园林动植物方面推动的。

园林花卉作为人类重要观赏对象和美化环境的主要物品,在我国向来受到重视。有关的专门著作出现得比较早,如上面提到的《魏王花木志》等。宋代文人学者受传统的影响,非常热心记述各地的特色花卉。如欧阳修记述洛阳牡丹,强调这里由于气候等原因,所产的牡丹天下第一,因此不能不加以记述;王观等人也以扬州的芍药天下第一必须加以记述;蔡襄以荔枝“果中第一”,过了一定的地理界限就没有分布为由写下《荔枝谱》。翻开当时这类著作,大多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强调这类原因。

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观赏花草虫鱼方面投人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而且还可以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自己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找一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当时的士大夫对各地的园林花卉果木情有独钟,并愿意记述下来供后人知晓,欣赏和激励更好地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为名花和果木作谱成为一时风尚,涌现出大量相关著作。这客观上促进了文人学者之间就这类动植物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这又进一步导致托名为师旷草创的《禽经》和所谓的《草经》、《花经》的出现,为草创一间学问造势。

之所以说还与当时的文学发展的形式有关,是因为花卉果木是当时诗词,尤其是词的重要吟咏对象。这从当时的“谱”、“录”著作中常常收集相关的诗词内容中也很容易看出。有些花谱,如陈思的《海棠谱》实际上相当于胪列海棠史料、诗歌的类书。既然有单种花卉果木的类书,很自然就促成《全芳备祖》花卉果木为主体的植物类书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韩《序》语)的《全芳备祖》是试图使园林植物著作完成由具体到一般这一过程,为完善某一学问(即关于植物的学问)刻意编辑的著作。另一方面,它又是从以往内容更广泛的类书分离和发展而来的作品。宋代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园林花鸟情有独钟,耽于虫、鱼娱乐等注重精神享受的一种绮靡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的繁荣。

第三,是宋代儒学发达的结果。虽然和历史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古代对生物的认识,以及把对生物的认识当作一间学问来发展,是与农医、园林艺术实践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然而它也有自己的明显特点,那就是与我国古代的经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记有大量的动植物。作为我国古代学术鼻祖之一的孔丘曾因此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9]。孔圣人的这一说法显然很快受到学者重视。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中,就充分体现对动植物的重视。书中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古籍中的500多种生物的名称,分门别类为草、木、虫、鱼、鸟、兽和畜加以注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古代生物分类的基础。后来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在他作的《尔雅序》指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者,蓋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也许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尔雅》很快受到重视。汉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尔雅》所记的生物学内容进行了扩充或深入的注释,最终《尔雅》也成为儒家的另一经典。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国古代文人尽管可以看不起农夫和郎中,但却不得不为更好地钻研学术,为了成名而尽可能多地掌握些“草木鸟兽虫鱼”的知识,即古人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名,可为大夫”[10]。北宋经学发达,因而还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一种正规的学术探求,考释《尔雅》等“经”文中动植物名称和记述它们形态、生态方面的知识,并对原书动植物的种类加以扩充,最终导致从以往的《经》(或具体地说《尔雅》等名物著作中)分化出一种新类型的生物学著作。陆佃的《埤雅》就是这种产物。陆佃是北宋对经学颇有研究的经学家,曾注《尔雅》,作《诗讲义》及《礼家》和《春秋后传》等。《昆虫草木略》和《尔雅翼》的写作都有同样的影响因素在内。当然,郑樵的著作不但强调生物学知识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注重资源的利用开发,从更广的角度着眼为这门学术的重要意义造舆论。另一方面,南宋的一些理学家如朱嘉也确曾用生物学现象,来阐述自己的理论[11]。

综上所述,宋人在认识生物方面的种种努力,包括记下各地有特色的生物资源;对各种旧的和新的生物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以更好地完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并使生物学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促进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人(格物致知);编写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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