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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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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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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蝉的游戏在宫中就非常盛行。到了南宋更成为社会上各阶层的官僚富豪所钟爱的娱乐和赌博方式。《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六月六日……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头生得大，便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正因为如此，钻研蟋蟀也成了学问，出现了专门描述蟋蟀的《促织经》。这本书题贾似道撰。贾是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奸臣，大约也是一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史籍记载，他"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7]。这本书是否确由他作已难查考，现在流传的本子(《夷门广牍》本)经明代周履靖增添过。书中内容很丰富，包括蟋蟀的生活环境，历史上各种名称，生活习性，形体特征与能斗的关系，及其饲养方法和有关注意事项等等，可以说包括了当时人们认识到的这种昆虫的各种知识。
当时众多有关园林“生物学”和各地资源、特产动植物专著的涌现，终于促使一些学者去编写综合性的生物学类书。约于I253年，浙江人陈景沂有感于缺乏专门辑录“生植一类”的类书，于是通过多年的查阅，将240种植物(自提400余门，主要是栽培植物)的资料分花、果、草、木等8类收集罗列在一起，名之日《全芳备祖》。每种植物的资料分事实祖、赋咏祖和乐府祖三部分。是书收有不少前人有关植物典故和利用方面的经验知识，但作为文人作品，更重视的是诗词歌赋。其撰写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增进文人的博物学知识，实际上也体现了一般类书所具有的功能“文人作艺术文字时供参考剽窃”[8]。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试图完善"鸟兽草木"学问的努力及其学术倾向。
南宋学者对“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视，还体现在有关解释经典之学术著作的编写方面，使一些这类著作成为传播生物知识的专门著作。罗愿《尔雅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罗愿的著作仅从名称看，就能看出是与《埤雅》性质相似、从《尔雅》派生而来的作品。在《尔雅翼·序》中他写道：自己以“《尔雅》为资，略其训沽、日月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用向参伍，必得其真。”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动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分离出来，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学专著。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追求生物的知识来满足认识进步的需要。作者和郑樵一样，强调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尔雅翼》共32卷，记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释草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等部分，共记述生物4I5种。所记述的都是以前经书史籍比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生物。其中对昆虫的变态和鸟类的行为习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细致的观察记载。
上面的史实表明，南宋的学者发扬了北宋的学术传统，在古代生物学方面作出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就相同类型的著作而言，不论从内容显示的科学性还是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的进步。很显然，在阐明“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意义的同时，他们做了更多的知识积累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致力于编撰有关地域性的生物学(或博物学)著作，抑或是编撰各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花卉果木和玩虫的作品，使之成为重要的“休闲学问”[9]，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愿刻意在经学著作(《尔雅》)"动植"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获取资料编写出纯粹的生物学著作《尔雅翼》，为更好地使有关生物的学问成为学术的基础部分作出了贡献；而陈景沂编写的专门(植物)类书古代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为发展一间学问而进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设。
4几点考察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开始以一种专门记录和传播生物学知识的学问，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学问中分化和独立出来。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已露端倪，南宋的学者进行相关的理论说明，并进一步完善这门学问的系统建设。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对南方开发的深化，导致了南方丰富的生物资源作为一个专门的类群引起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注意。虽然前人的方志著作为人们认识那里的生物打下一定的基础，但农医和园林艺术的发展，需要更加专门的动植物资源著作的出现，这导致《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南方草木状》、以及《桂海虞衡志》等区域性动植物志类型著作出现。这种情形体现了从传统"博物学"向动植物学的自然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对有关专门知识的探求和认识的深入。
其次是对地方特产的重视和园林艺术的空前发达，以及当时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宋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花卉果木的专著，这种状况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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