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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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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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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昆虫草木略》大约是郑樵自己认为在发展“鸟兽草木之学”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设想的内容框架应当是比较大的，即上面所说“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虫草木略》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不过所包括的动植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作为展示学术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一间学问的基本著作，就当时而言，还是说得过去的。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在生物分类方面，郑樵的书显然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影响，区分动植物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郑樵的著作与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虫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注》外，也引证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内容。此外，还引用了《齐民要术》等其他一些著作。这说明郑樵对以往的鸟兽草木知识确曾作过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总结继承。这体现了他试图博采众家之长，在构建“鸟兽草木之学”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资料准备。
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人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他在《通志·图谱略》中写道：“图，经也；书，纬也”；又说“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2]；生动地说明了插图对于辨别生物、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樵强调“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在这门学问的建构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关于生物知识重要性的说明虽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颇，不足以为当时类型众多的生物著作杂彩纷陈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6]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理学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学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为自己作品的创作提供理
论依据。如《尔雅翼》的作者罗愿(1166年进士)在《尔雅翼·序》中阐述自己撰写这本生物学著作的缘由时说：“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王贵学的《兰谱·序》中，也有种兰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
3南宋“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
郑樵等人对“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说，显然很好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时尚，当然其学术观点可能也影响了一批学者。这充分体现在南宋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拓展这门学问，并编撰种类更多、知识内涵更加丰富的生物学著作，以培植“鸟兽草木之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编的《南方草木状》一书。毫无疑问，由于当时的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南宋的人们对华南等地的地区性动植物资源比以往更加重视，而《南方草木状》的出现正代表了这种学术风气。从原书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这是出于帮助人们了解华南植物，刻意编出的一本著作，满足了人们对华南生物的好奇。另外，由于编者有一种“弘扬学术”的目的，因此也为“鸟兽草木之学”充实了基础。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它成书于南宋，从历代有关南方的方物著作中拮取材料编成。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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