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1](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2]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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