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4](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5](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6]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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