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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石锛分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和有肩锛四种。后者具有地区特色，其双肩成直角形，这时期数量还较少。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石峡墓葬出土的有段石锛、NB179、盘式鼎和多种鼎足等，与清江筑卫城下层、修水山背出土的同类器物对比，存在许多相似之处。〔3〕(P163～166)广东地区是战国时南越人的聚居区，曾在该地建立过南越国，后为汉所并。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甑皮岩遗址的发掘表明早期的人们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用砾石制作，仅刃部磨光，以扁圆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为主。在桂南、桂西、桂西南也发掘出了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为代表器形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三十年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广西乃是古西瓯居地，南与海南、越南之骆越杂居，关系较为密切。
云南的西双版纳、文山及滇池区域出土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屡有发现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页。同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贵州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出土的全部石器中，有肩、有段的斧（锛）占一定比例。如威宁、水城两地的三十八件石锛中，有段石锛达十一件贵州省博物馆：《“夜郎”故地上的探索——贵州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这表明，古代的云贵地区是有百越系民族分布的。
此外，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几何印纹陶是百越系民族的又一突出考古学文化特征。
“几何印纹陶”是指那些器表上拍印着几何形花纹的夹砂质、泥质软陶和硬陶器，其中也包括现在一般所称谓的釉陶器和原始瓷器。江西省博物馆“印纹陶问题”研究小组：《试谈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分期和断代》，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从长江下游的安徽、杭嘉湖和南京地区，到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台湾及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云贵均有几何印纹陶的分布，这种陶器往往与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并存，出土于同类文化遗址中。总体而言，由于这种陶器分布的地域很广，各地几何印纹图案不尽相同，陶器种类的组合也有差异，但基本的制陶工艺是相同的。反映出了同一族系存在大量不同的分支。
分布于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吴城文化是江西几何印纹陶的代表。吴城文化和江苏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以及太湖流域以上海马桥遗址四层、福建闽江流域以黄土仑墓葬、广东潮汕平原以饶平浮桥墓葬、粤北地区以石峡中层与第四期墓葬等为代表的诸文化遗存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都属于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它们之间有些因素是相似的，除其有段石锛等石器颇为相似之外，其纹饰之方格纹、云雷纹、席纹、叶脉纹等几何形印纹，除饶平墓葬较为少见，其它各处见到的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和瓯江水系四个区域，其印纹陶特征，除瓯江水系的面貌和福建有许多相似之处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它们既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又较多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的因素〔4〕(P220)。说明各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之外，还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
福建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以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和黄土仑遗址为代表。据研究，闽江下游几何印纹陶的发展，第一阶段文化内涵的许多特点与浙江马家浜下层、河姆渡第二层的文化内涵相似；第二阶段文化内涵中的某些因素与浙江良渚文化较接近，和江西清江筑卫城下层及广东石峡下层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而第四阶段的黄土仑遗存，陶器上的造型特点有中原及江西清江吴城商晚周初器物的作风王振镛、林公务：《闽江下游印纹陶遗存的初步分析》，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在台湾，以绳纹、划纹粗砂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下层有打、磨石器和绳纹粗砂陶共存的文化遗存，广西东兴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篮纹粗砂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以及广东潮安陈桥贝丘遗址以绳纹、划纹、红色彩绘粗砂陶为主的文化遗存相似，普遍出土器形简单的粗砂绳纹圜底罐〔5〕(P263)。这些遗存显示出共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出属于百越系不同支系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广东地区也是几何印纹陶的发现核心地。石峡遗址是其代表。石峡遗址几何印纹陶三个时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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