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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的人骨，其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更为接近；在浙、闽和两广出土的人骨，头骨的形态则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上海崧泽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认为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3〕(P199)。广东的“增城、曲江、佛山、南海等县市出土的人骨架经鉴定均属南亚蒙古种”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汉水流域与东南沿海、两广地区原始居民体质上的差别，同样证明了这两个地区的原始居民应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学术界认为濮、越为同族的观点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而言，主要是着眼于濮、越均是铜鼓的使用者，均具有悬棺葬葬俗，均有人工拔牙、断发纹身、居住干栏的习俗等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早期铜鼓的主人是濮系民族，其后才向东、南传到了百越分布区并为其广泛使用，而非濮、越同族的证据。一般认为，悬棺葬是利用沿溪两岸悬崖的自然洞崖、岩隙或人工凿成的崖洞穴为墓穴，安葬死者的一种埋葬习俗。就目前所知，我国悬棺葬分布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陕南等十三个省区，在国外则广布于东南亚各地以致远播太平洋诸岛屿。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序）。同见石钟健：《悬棺葬研究》，《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8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据凌纯声先生的研究，分布于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悬棺葬，为百濮遗迹；而分布于东南部“赣、浙、闽三省的，例如武夷山和栏杆山的崖葬，约为山越、瓯越、闽越的遗迹，系属古之百越。”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这是比较客观的。悬棺葬是濮、越两族群共有的一个文化特征，这主要也是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至于人工拔牙，这种习俗分布很广，明确存在拔牙风俗的遗址以山东、苏北一带最多。这种风俗所涉及的新石器文化，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还有华南一些几何印纹陶分布地区的文化，都显示它是中华民族祖先中的很大一部分所共有过的古老风俗。据现有资料推断，这种风俗最早发生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盛行于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以后向西南流传到达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居民中，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天云、贵、川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向南，通过江南的史前居民，经浙、闽、粤沿海流传到珠江流域。在这个方向的流传过程中，可能在不晚于早商的时期，这一风俗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3〕(P192)。因此也不能说，人工拔牙是濮、越系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同样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断发纹身、居住干栏，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干栏式”房屋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祥云大波那“井干式”木椁铜棺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的发现，足以表明这些习俗也是濮、越系民族所共有的，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因为相似的地理、自然环境对古代族群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濮人南迁后，部分与百越错居杂处，有相互融合的现象，均被认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民族。
综上所述，濮人始于江汉地区，后迁至西南地区，与百越系、氐羌系民族杂处，其中大部分濮人融于百越后裔僚人，少部分融于氐羌系民族，少部分发展为现代的仡佬族。
〔参考文献〕
〔1〕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J］.考古，1978，(2).
〔2〕宋蜀华.百越［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A］.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台湾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发现［A］.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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