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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中包含的斧、锛、凿和穿孔石铲等石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常见的实心和空心陶球上刻划条纹、篦点纹，并在交叉点上配以凹点或圆孔，这类陶球与大溪文化的极为相象。后期新出现了较多的彩陶纺轮，它是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彩陶纺轮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和周边绘红褐色彩纹。陶器中灰陶较多，黑陶次之，余为黄陶和红陶。夹砂陶的羼和料选用砂粒或陶末。仍处在手制阶段，有些经过慢轮修整。石家河文化（亦称青龙泉三期文化）某些因素如鼎、红陶杯、折腹壶形器、高瓴罐、高圈足豆都是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自身特征是以灰陶为主，除较多的素面和磨光者外，普遍饰篮纹，还有些附加堆纹、方格纹、绳纹等。具备一套自身特点的器物群。石家河文化面貌在当阳季家湖、随州西花园、房县七里河等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共性，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综观上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百濮发展的早期，其考古学文化特征除受周围地区的影响之外，另有自身的文化特点，我们试以归纳如下：其一，分布地域：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鄂西北、鄂南、湘北等江汉地区；其二，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铲，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磨制较为粗糙；其三，陶器：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并伴有彩陶出现，纹饰较典型的有戳印纹、篮纹，此外也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基本上均为手制。 据记载，濮人最早居住在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即古荆州地区。其地，商以前为三苗所居。商、西周时的濮人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族群，分布在华夏族的正南，即今重庆、湖北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结合其他文献所载来看，濮人就主要分布在今重庆东部、湖北的南部，即春秋时所说的“濮在楚南”或“濮在楚西南”(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正义注引刘伯庄云，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94页。。在此之前该地的考古学文化就应是上述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也就是说，濮人及其先人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此范围无疑。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这主要是由于与濮人居于相同地域的楚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消灭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濮，凌纯声先生从对《九歌》的研究中也认为，当时的“濮僚”人是楚国的被统治民族石钟键：《凌纯声的铜鼓研究——译凌文代序》，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第147页。。其时，濮的基本地区或曰中心地带，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面可能已到达长沙和长沙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所以江汉地区基本上已见不到濮人，而汉晋以后，关于百濮在西南地区的记载则大量见于文献王文光、段丽波：《昆明族源流考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据舒向今先生的研究，“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那些绳纹圜底罐也绝非楚人之物了”，“‘五溪’一带出土的以‘罐’为主要标志的战国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不应是楚人的墓葬，也许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濮文化’。”此外，舒先生又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等特征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了“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的结论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春秋早期的墓葬已在湘乡、湘潭、衡阳等地发现。这些墓葬都是一种狭长形的土坑竖穴墓。湘乡的春秋墓有头龛和腰坑；湘潭的有壁龛；随葬器物主要是铜器。器形有、鼎、、盆及戈、矛、短剑、舟、斧、镞、削刀、钲等。陶器甚少，仅见罐、豆各一件。看来这些墓还不是楚墓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312页。。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益阳新桥山、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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