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2页。。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何介钧、郑元日：《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年第2期。。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之后，便与楚文化相融合，后随着秦灭楚，该地的濮文化便最终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另一方面，进入川、滇、黔的濮人，在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其考古学文化而言，铜鼓文化、大石墓文化的最早主人应该都是濮人。
铜鼓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自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八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其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取得了重要成就。对其起源与族属，存在不少异见。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过我国学者反复研究，在确定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之后，基本弄清了古代铜鼓是由一种与原始铜鼓十分相似的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而这种原始铜鼓主要集中出土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洱海、礼社江流域，在此下游的越南老街、广西右江流域也有零星发现。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的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由于铜鼓流传地域辽阔，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必须按时代的地区来探讨它的族属。蒋延瑜：《铜鼓研究一世纪》，《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具有适于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些区域流传开来。”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即古代早期铜鼓的创造者应为濮系民族无疑。另外，有学者从制成铜鼓的矿料来源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证，证明了云南早期铜鼓的矿料几乎都来源于滇西到滇中的滇池一带，以现代科学实验数据肯定了铜鼓发源地在滇西至滇中偏西一带，即在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地区内，而不只是在通常认为的滇中偏西一带；石寨山型铜鼓的矿产地在云南，著名的广南鼓的矿料来源于滇池、洱海间或滇东北，说明早期铜鼓确实有向南迁移的现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的矿料产地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铜鼓的矿料产地有关，进一步证明石寨山型铜鼓确实为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李晓岑：《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麻江型铜鼓分布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范围广大，但其矿料来源比较集中，都集中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地区。万辅彬等：《麻江型铜鼓铅同位素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铜鼓在滇西—滇中地区产生后，很快就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李昆声、黄德荣：《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3页。滇西—滇中一线之早期铜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而东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型铜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再往东的广南、西林的石寨山型铜鼓属西汉时期，更东边的贵县石寨山型铜鼓的时代已是西汉晚期。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一种文化的传播，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群的迁徙和流动。铜鼓产生以后，随着濮人的不断流徙，到达了上述铜鼓分布区，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及民族相融合，产生和创造了后来铜鼓的众多区系类型。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从这一文化特质去判定所有使用铜鼓的民族都是百濮系民族，因为文化是相互影响、传播的，因其传播至异地之后，它势必受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涵化，最后才能为他者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南地区，南迁的濮人还创造了以二次葬为主要特征的大石墓文化，主要分布于川南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和滇西的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6〕(P66)。这种以青铜器为主的文化，也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特别是陶器的风格反映最为突出。如陶器多为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细夹砂陶，陶色多灰、红两种。器物均以罐、杯为主，器形均系敞口、长颈、腹下平直且长，耳多数为带形板耳。出土的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