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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叠压关系，在广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研究该地区几何印纹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朱非素、彭如策、刘成德：《谈谈马坝石峡遗址的几何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233页。广西几何印纹陶上的夔纹和雷纹与广东北部山地和东部地区的几何印纹陶作风是一致的。广西的几何印纹陶的花纹装饰很可能是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其分布地域来说，位置偏于桂东北，与广东北部大面积的几何印纹陶地区相衔接，和湖南南部的印纹陶地区也相衔接。因而我们认为，分布于广西以夔纹、雷纹为主的几何印纹陶可能是从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传入的，但已与本地原有的制陶工艺相结合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几何印纹陶的分布概况》，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6页。湖南出土的几何印纹陶既有它的时代共性，也有其地区特点。从目前湖南出土的印纹陶分布情况看，大部分在与江西接壤的湘东与两广相接的湘南和湘中一带，说明它的发展趋向是从东南向西延伸的，湘西和洞庭湖沿岸则少见。高至喜、周世荣：《略谈湖南出土的印纹陶》，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广东、广西、湖南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和传播，表明当时越人的互动和交流。
至于云贵高原地区，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云县忙怀、晋宁石寨山、昭通闸心场等地出土过印纹陶，且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但与南方的几何印纹陶相比，其分布范围较小，数量极少，而且不占主导地位。阚勇：《云南印纹陶文化初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206页。但也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越人的一支已分布、活动于云贵地区。
综上所述，与有肩、有段石器并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青铜时代，时间跨度达二三千年，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东南和岭南地区，西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据研究，其分布范围与文献所载之百越族群的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此外，我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是古代百越系民族比较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而百濮系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及其分布地域与百越的迥异，表明古代的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二
百濮是我国古代分布于南方的又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曾活动于江汉地区。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范围大体以河湖密布的江汉平原为主要地区，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向北包括汉水中游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连结的鄂西北和河南南阳地区，它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或者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被概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5～136页。同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80页。主要包括了相继发展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均为农业定居。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四川巫山大溪、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下层），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等。主要集中在川东、湖北和湖南。石器生产工具一般多磨制，但通体精细磨光、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石斧中多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一种，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略带橙红颜色，越到晚期红陶比例越有递减的趋势。粗陶器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用碾碎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均系手制。器表多素面磨光。泥质红陶普遍加施红衣。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绘彩，个别器物上拍印浅篮纹，缺乏绳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工字形等各种式样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通常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彩陶数量不多。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遍及江汉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南阳盆地，向南进入洞庭湖地区，在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点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枝江关庙山等遗址。京山屈家岭是这一文化中具有代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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